长白山软红多少钱一包（这篇文章让你彻底了解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

来源：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43092节选：正值杨振宁100周岁华诞，一张旧照重新得到网友们的关注。1999年5月，杨振宁退休学术会议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行，此图

来源：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43092

节选：

正值杨振宁100周岁华诞，一张旧照重新得到网友们的关注。1999年5月，杨振宁退休学术会议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行，此图据称是会后众科学家的合影▼

合影

其中有不少大师级人物；站在最中间位置的，正是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这不禁让小北回忆起另一张历史老照片，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合影▼

照片中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顶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洛伦兹、居里夫人、普朗克等人坐在前排，玻尔坐在第二排右一。今昔对比，令人感慨！可以说，杨振宁凭借其卓然天才和突出贡献，打开了国际物理学界的新局面。

大多数人对杨振宁的了解仅停留在“著名华裔物理学家”“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的符号式标签。却不知道，如果千年以来的物理学家们有排名，杨振宁足以跻入前20位，即使跟爱因斯坦、牛顿、麦克斯韦、霍金这些伟大的名字并列都不突兀。有人说，他是当今在世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有人说，他的几大研究成果，几乎奠定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基础物理学界成就的基石。

可这些成就，为什么没有被大部分人具体认知呢？

一方面，杨振宁的研究比较艰深，初高中的物理完全接触不到；也不像霍金的宇宙学研究，跟“时间旅行”这样的酷炫话题结合，自然有流传度。

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杨老“私人生活”的传闻被过度渲染、放大，并加入了不切实际的揣测。

不管是所谓“老夫少妻”还是所谓“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加入美国籍”，恶意满满的报道满天飞，但也赚足了眼球。

要知道，当钱学森被问到“为什么杨振宁没回国？”时，钱老如此回答：

“是国家要他留在国外，他在国外的作用远比国内大。”

结合彼时国内的理论物理学界研究状况，杨振宁在美国做研究，不仅能得到更充足的经费支持，也更便于在国家上交流与访学，才能为全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更重要的是，身在异国的杨老也一直心系祖国。

厉光烈先生在《敬贺杨振宁教授百年华诞》一文中，回忆杨老的拳拳赤子之心：

1979～1981年，我第一次访问石溪期间，当地华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起，他们当年跟随杨先生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奔走呼吁的故事；

……杨先生应邀去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一位美国教授对他说：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在一起议论他们的国家，常常很激烈，甚至会骂街，但是，只要我们的人参与其中，指出他们国家的不是，他们马上一致对外，群起而攻之，不依不饶。我们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杨先生对他说：你们美国才200年历史，我们中国有5000年历史，我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你们确实难以理解。

在美国的时候，杨振宁多次筹集资金，组织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并在1997年建议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并亲力亲为号召和培育人才……杨老为中国科学界做出的贡献，不胜枚举。

可依然架不住部分网友用“不爱国”的大帽子去污名化这位本应是华人骄傲的科学家。

1994年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这样说：

“杨-米尔斯场”这一理论模型已经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成就比肩，并必然将对未来产生可相提并论的影响。

如今，这位期颐之年的老人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定居，还记得，他在90岁高龄时依然坚持为清华本科生上课，为帮助科研后辈而孜孜不倦。

杨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改变了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

时逢祖国母亲的生日临近，让我们向杨振宁先生致敬，向强大的国家致敬，向每一位发光发热的中国人致敬！

附录：

杨振宁先生的家国情怀：从一件褪色夹克谈起

撰文：葛墨林（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JWoe_VfHxgZ3eqNFsSwtMA

节选：

在1986年6月，杨振宁先生从香港飞到北京，应陈省身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因为陈省身先生1985年在南开大学建立了南开数学所，他请杨振宁先生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

1985年，我从美国回到兰州大学。1986年的一天，我接到了杨振宁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长途电话，那时候长途电话还是很少，他说要我86年的6月7号到北京饭店见他，有事情跟我谈。我问大概什么事，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陈省身先生，我说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只知道陈先生是一个很著名的大数学家。他说你是否知道陈先生在南开办了一个数学所？我说听说过，但是并不知道详细的情况。他说好，你到北京来，我们谈谈关于数学所里头的事情。

那一年6月7日我就到了北京饭店。杨先生说他想在陈先生的数学所里头办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到研究室去工作？我说当然好了，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可是当时调动工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1986年9月，我虽然还没有正式调到南开大学，但是那时候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我已经开始在那工作了。最开始的时候，杨振宁先生给我们确定方向，就是关于物理统计模型的精确解，和新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数学物理领域的最新进展。因为我过去是做杨-米尔斯理论的，离这个方向很远，不知怎么入手。杨先生回美国以后，就给我们寄来了美国的著名学者Kauffman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预印本，说这个方向很值得注意。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入门。杨先生说，在数学所要有数学特点，但要密切结合物理。

到了1987年，杨振宁先生强调，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前苏联的法捷耶夫院士的学派。他说要沿这个方向开展研究，因为比较密切结合物理。他把法捷耶夫也请到了南开，给我们做报告，这样方向就比较明确了。我们就边学习边研究。

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方向。他说1973年的时候来北京，他就做了两方面的报告，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杨-米尔斯规范场(这个报告我当时有机会去听了)，这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北京以外的学界，包括谷超豪，李华中，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等等，就形成了研究杨-米尔斯规范场的一个队伍和一个主导方向。但是杨先生说他当时还讲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用贝塔设定法，求解非线性模型，这是求一大类非线性可积系统严格解的一种方法，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称为的杨-Baxter方程。他说这个方面讲完以后，国内没有人跟随去做，现在他在南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就从这个方向再继续做下去。

我就问他，现在都已经86年、 87年了，您提的这个方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这方面还能有大的发展吗？杨先生说，这一方向还有重要的发展，你们要抓紧做。从以后发展看，杨先生这预见真的很对，因为没有几年俄罗斯著名数学家德林菲尔就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得了菲尔兹奖。

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我们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们研究组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名气，所招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从东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湖南师大等来的学生，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包括校长母国光教授，他们真是非常的开放，真正的大胆改革。这些学生有的学籍在兰州大学，因为我从兰州大学到南开大学，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报研究生的时候还报的兰州大学，后来知道我到了南开，又跑到南开来找我。那时候南开大学就给了研究生住房，并给了他们许多学习方面的方便。理论物理室招收了东北师大来的7位博士生，有代表性的是薛康和孙昌璞（其后成为杨先生在国内合招的博士），因此杨先生同东北师大来往密切。

杨先生1993年，2001年和2006年三次访问东北师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3年第一次杨先生到了长春，住在东北师大招待所。需要强调的是，杨先生访问大学，从来不住校外的高级的饭店，而这些学校的招待所连“星级”都不够。

杨先生在东北师大报告、座谈之后，我们去长白山天池旅行。当时交通不方便，记得先从长春乘火车，然后又乘坐汽车穿过长白山的林区，费的时间比较多，才到长白山。我记得非常清楚，杨先生这次从长春到长白山来回就都穿着那件浅紫色夹克，因为那是个秋天，我记得夹克已经洗得有点褪色。杨先生那时候年过70了，但是非常精神。爬长白山天池的时候，因为当时汽车还不能直达，需步行上山。最后那段是要爬斜坡，全是火山灰，大角度往上爬，一边爬一下往下溜，爬到天池岸边的时候往下一看，它有一个像甬道似的窄路，长约10米，两边是天池的湖水。我是不敢去，觉得太危险了。而杨先生自个儿兴趣特别高，他就自己走到终点，别人还给他照了相。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幕，是在回程时他停车的时候，走到路边爬上一个斜坡，有棵树，不太高，他爬到树上去，大伙给照了相，那件夹克很显眼，记得当时大家也都很开心。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以后杨先生经常来中国，到1995年以后他基本上就把重点转到清华，住在清华的甲所。（注：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定居后住一栋小楼，那是他自掏腰包盖的，没要学校一分钱。）有一次我接杨先生来南开。陈省身先生当时在南开的宁园住。宁园有两层，并不大，一楼进去往右拐有一个书房，不到20平方米。书房对面，有一个客房，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平方米，里头就是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柜，连沙发都没有，只有两把椅子。杨先生陈先生当时谈的很高兴。他回到香港以后，给我来了一个信息，就说他穿的夹克忘记在陈先生住所一楼客房的大衣柜里头了，让我找到给他寄回到香港去。我就赶紧去，见到那件浅紫色夹克果然在那挂着，洗得有点发白褪色了，于是弄个包裹寄到香港去了。

1995年以后杨先生基本上都在清华了。我还见他平常一直穿这件夹克。这么一件夹克他穿了十几年。

同时杨先生吃东西有个特点，没吃过的他都不吃。比如我们上次去长白山的路上经过森林，当地主事的人，一听杨振宁先生来了，当然都非常高兴，就给弄一些奇怪的鸟，还有什么山珍，杨先生一概不吃。

杨先生自个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一件衣服都穿这么多年。可是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光美元的现金就给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捐了上百万。当时陈省身先生和杨振宁先生的工资是由党中央亲自批准的，他把工资也捐给了清华大学。

杨先生自己还要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博文教授拿一些待遇。据我不完全的了解，杨先生与此同时给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募捐来的，包括各种证券，据说已经超过1500万美元。可是他请客的时候，非常简单。吃完了饭，当然都是杨先生付钱，翁帆拿着个小钱包自个跑去付费。他们的生活费还要靠翁帆精打细算，从来没见她穿特别贵的衣服，戴什么特别首饰。

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他对自己，一个夹克穿十几年，即便褪色了，他觉得还可以穿，但是给清华捐这么多钱，他都认为是应该的。这虽是一件小事，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我记得以前在《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因为在前些年包括有些水军在攻击杨先生。据我的了解，有些就是因为与杨先生反对在中国做超高能加速器有关。这件事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杨先生说的是有道理。我想把这件事情在这里再提一下。

杨先生作为推动上世纪后半叶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发展的一个主导性人物，可以说是粒子物理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建超高能加速器？当时他最直接的道理是觉得花几百亿甚至更多，我们中国花这些钱不值得，应该用到更实用的地方，要用到国家急需项目。

这是开始，后来我才了解到主要是因为加速器是个工程，作为科学工程，目的要十分清晰，指标要非常明确。就是你做什么物理，你有什么可靠的物理理论指导。现在你不知道什么物理，花这么多钱去做什么，指标都不清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是绝对不花这个钱的，日本本来想做，最终也把这个项目取消掉了。

杨先生是很了解情况的。后来我才了解到，如仔细去看，回顾关于整个物理发展方面杨先生给国家提的意见，其实对于加速器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他的一个著名的学生在美国的赵午就是做加速器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先生的观点，说高能物理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怎么发展。

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杨先生认为现在高能物理从整个物理发展角度来说，高峰已经过了，不是大家所最关心的，不像上个世纪后半叶那样大家兴高采烈地去研究了。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总有它的高峰，低谷。杨先生一贯主张做新的领域，要创新。那么即使在高能物理的领域里，他其实并不反对做加速器，他是说你最好要切中中国实际的重大需求，这是杨先生一直的主张。

我举个例子，1980年我从美国回国前，请教杨先生，回国我们要组织一点活动，你认为物理方面应该组织什么活动？他当时回答得非常明确，他说你们一定要组织自由电子激光的讨论会，他说自由电子激光将来有重要的用途和前途。

后来我回到兰州以后，组织了一次，也是中国第一次自由电子激光加速器(FEL)的讨论会。为什么要自由电子激光？我们知道自由电子激光是弄一些特殊磁性排列的装置，让电子（包括加速装置）在那摆动转圈，假设电子转的很密的话，这个里头就会射出一束激光，而这个激光频段很好，同时它可以微调。我记当时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校长刘盛纲先生很热情支持，他是留苏的，是当时中国做速调管的权威。刘先生来了，还有高能所的冼鼎昌研究员，后来他在北京做同步辐射的光源，很早被选为中科院的院士。

所以杨先生从1980年代初重视这个方向，在83年的时候，他在石溪开了一门课，讲了十四讲，关于物理方面理论的发展，其中有一节就是自由电子激光，我现在还有笔记，这细节我就不说了。其实杨先生每隔上一两年他就会给国内做物理的人提一些重要的发展方向，希望大家去做，占到先机。

再说说加速器。我们知道北京的加速器原来是个单环，那么以后怎么办？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提高能量去做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选好能区提高亮度，但是要找物理比较明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国际上都没有我们搞得好，要发现新现象。

最后由当时高能所的所长方守贤院士做决定。他是中国加速器事业的主要实施者，最后确定做双环，就是两个环对撞，最后证明这个是很成功的。那么双环做的不错以后，高能物理要怎么办？当时的高能所所长方守贤，和以后当所长的陈和生院士，他们都跟杨振宁先生讨论过，我的印象很深。实际上他们同合作者就是把高能物理的方向，主要对准了国家的急需。上海光源就是成功的例子，散裂中子源也是个突出的例子。散裂中子源可用于探测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可以说是国之利器。可是我们国家过去没有，杨振宁先生非常支持，嘱咐一定要做好。

杨先生在2019年已经97岁的高龄了，亲自跑到散裂中子源实验室地下参观，他非常支持，而且评价很高，㪚裂中子源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杨先生十几年前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提议中国及早做软X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将来在研究生物和有关的方面会有很大的用途。

当时国际上都刚刚在造，花钱不是很多，而且他有的学生在美国，可以来帮忙，可惜这个信转了些年，最后才落实。包括上海自由电子激光，他们已做出优秀的成果，这在我们国家也是件重要的事情。

杨先生还关注核废料处理的加速器的建造。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杨先生不是一听加速器就反对，他是主张现在所建的加速器最好是要能够做物理，又可以切合中国的或者部门行业的重大需求，解决国家急需的问题。我觉得杨先生眼光是比我们要超前的太多了。

我跟方守贤院士非常熟。我经常听老方跟我说，他对杨先生观点是非常的佩服，他就亲自到上海同合作者做出质子加速器，用以治疗癌症，比如可以治疗鼻腔癌等。这些杨先生都非常支持，他说的该花的钱要针对国家的急需，克服瓶颈，又发挥了高能特别的长处，就完全应该去做的。

杨先生对于自己，一件夹克穿很多年都舍不得丢掉，没有什么很奢华的东西，而且他自己捐很多钱，对于国家来说，他觉得哪些不该花钱，他就站出来说话，即使不受欢迎，他觉得问心无愧。虽然表面上这几件事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从小事到大事上都能反映出杨先生的一个心态，自己节俭，也不希望国家花没用的钱。

大师杨振宁

作者：林世清

节选：

奔走报国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当时正处于自强中的中国人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和信心，证明了中国人同样可以站在科学之巅。

对于自己所做的贡献，杨振宁曾说过：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除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外，杨振宁多年来一直在各个领域积极推动和帮助中国科教及其他领域的发展。

1971年，应当时“保钓”学生的邀请，杨振宁积极参与保钓运动，活跃在全美各大高校演讲，一腔热血感染了大批热血青年。

1977年，杨振宁等在美国波士顿正式创办了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积极促进中美关系。他还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上出资整版刊登了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向美国政府施压，积极推动两国建交，有意思的是，他还在这封英文公开信旁加了八个中文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同时，杨振宁还在美国各地积极公开演讲，帮助大批的顶尖华裔学者消除顾虑，很多人开始回到中国探亲。

1979年，邓小平访美，杨振宁代表全美华人协会和全美各界华人，在欢迎邓小平夫妇的宴会上，发表了题为“建造友谊桥梁的责任”的致辞。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中科大少年班，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求是科技基金会等众多日后对中国科教领域产生积极影响的大事，都得到了杨振宁的积极帮助和推动。

落叶归根

1997年，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与杨振宁反复磋商后，决定仿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杨振宁给中心捐了100万美元，其中包括了他的诺贝尔奖金，几乎把他当时的大部分积蓄都捐了，此后更是通过各种渠道，为中心募集了1500万美元。同时，他还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帮助清华引进了姚期智等顶尖人才。

2003年，杨振宁全职回国并定居清华，他本来1999年就打算回国，但因为首任妻子生病，陪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4年，已经年过80的杨振宁在清华给本科生上课讲授普通物理，他说：现在很多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但我觉得，给本科生上课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每一次课前，我要花两个小时认真备课，我要了解学生的进度。

2015年2月，杨振宁正式放弃美国国籍，并于2015年4月1日成为中国公民，后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科院院士。

几十年来，在很多场合，杨振宁都会唱起一首歌，那是他学自他父亲的一首五四时代的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回国后定居清华时，杨振宁特地给他的住所起了个名字：归根居。

追记26年前访谈：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

作者：刘亚东

节选：

如约而至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非常成功。时过境迁，中国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科技发展短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那个相当多国人还在为温饱而挣扎的历史时期，杨振宁强调全力发展经济，“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

而他2003年回国定居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又开始为加强基础研究而不遗余力地整合资源，奔走呼号，建言献策。着力点的改变，恰恰反映出杨振宁一以贯之的认识和理念。他在这次访谈中关于“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的精辟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殷殷爱国之忱丹青不渝，拳拳报国之志溢于言表！9月22日下午，“庆祝杨振宁百岁华诞”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尔后有感，我发布了“杨振宁不欠这个国家什么，倒是那些‘键盘侠’欠他老人家一声道歉”一文。翁帆女士读后，通过友人向我表示感谢。我却有一种悲凉感。不过是为杨翁夫妇说了几句公道话，反映的也仅仅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价值观，何需感谢？只能说明这样的声音太微弱，舆论环境太恶劣！

去年，“该不该责骂一些网民”曾引发热议。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责骂解决不了问题，公众需要启蒙！我想告诉那些喷子，爱国绝不仅有“邓稼先模式”。郁达夫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珍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好在，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少，但终究代表不了我们的民族！

10月1日是国庆日，也是杨振宁100岁的正日子。与国同庆，恰为美谈。我翻出了26年前的旧作“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原载于1995年10月12日《科技日报》的这篇报道，荣获中国国际新闻奖（后并入中国新闻奖）。阡陌红尘，弹指瞬间；不胜唏嘘，无限感慨。附以此文，权当给杨振宁先生贺寿。

杨振宁纵论科技精英下海

早在中美关系乍暖还寒的1971年夏天，杨振宁博士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既熟悉又陌生、已阔别26载的故土———比基辛格秘密访华仅晚一星期，比尼克松访华则早了半年！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是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美籍华裔著名学者。从那时起，杨振宁便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虽然身在海外，但他心系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每每献计献策，为中国走向富强昌盛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1995年9月28日下午，记者如约前往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拜访了这位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大师。73岁高龄的杨振宁博士在办公室里，精神矍铄地阐述了他关于中国科技工作者“下海”经商的看法。

杨振宁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下个世纪以高技术较量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纵观最近20年的国际市场，每隔几年就有一种代表明天工业发展方向的“主干”产品问世，如个人计算机、大哥大、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可以预言，今后的国际市场逐鹿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智力密集型工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发展主要是以中低技术为支撑，而中低技术难以使经济长期保持成长势头。因此，高技术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忧患意识，丝毫不能为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所迷惑。

在高技术商品竞争中，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决定因素在于人。杨振宁认为，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大批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下海”，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千千万万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从事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事业，开发出能够在国际高技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中国才有希望，他们自己也才更有前途。只有经济获得发展才能确保基础性研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以及重大科技攻关活动顺利进行；只有与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科学技术才能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事实上，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上，今天的中国与1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过去人们要申请到各地开学术会议的经费十分困难，现在就比较容易了。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用于开会的钱还是明显增加。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经济发展了。

科技研究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纯学术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纯学术研究一般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可以起到“登高望远”作用；发展研究是指把理论可行性物化成现实存在的探索过程；商品研究旨在改进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杨振宁强调，时代在前进，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改变。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一个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为其最为丰富和活跃的内涵。在发达国家，对于科技研究的财政支持90％以上投入到应用方面，纯学术方面还不到10％。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需要扶植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科技工作者都“下海”，这要因人而异。有的人“下海”后会淹死的。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就让他安心做纯学术研究好了。

国内一些人对于科技工作者经商忧心忡忡，杨振宁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必然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这不足为怪。中国自古存在轻商意识。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从商是鄙俗的，做学问才清高。即使做学问，他们也都宁愿挤在纯粹学术的狭小天地。这对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是需要全社会克服偏见，树立新的风尚；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些教授之所以不肯“下海”，除了因为觉得丢脸外，还因为惧“海”。万一从商不成功怎么办？本来，他可以当一辈子教授的。政府是否可以就此想个办法，比如告诉他：“没关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来。”这样他就有安全感。科技工作者经商或许会使某些研究领域一时少出若干成果，但却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自觉地更多寻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从长远看，其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较少选择纯理论的学科和专业，也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恰恰是国家的需要。

就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杨振宁举了香港的两个例子。过去，人们要想录下某一电视节目，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比较复杂的操作。大约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现在，全世界很多报刊的电视节目预告上，每个节目后面都有一个号码。只要把某一号码输入一台与电视机相连的附属设备，这个节目到时就会自动被录下来。这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料到这个机器受人欢迎，也想出了怎样制造。于是，他们便游说别人投资，建立了生产这种机器的工厂。该工厂发展得很快，已在世界各地销售其产品。这位教师离开了学校，从事着与此新事业有关的各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位教师找到了以低廉成本生产液晶显示板的途径。他也不再教书，而成立了专门经营这种业务的公司，为各种用户生产不同规格尺寸的液晶显示板，生意十分红火。如果中国大陆有了更多的这种人才，相信定会给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

杨振宁说，将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日本和美国都很成功，英国则很不成功。以生物工程为例，英国在这一领域积聚了很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乃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们只会做纯粹的研究，不肯或不会“下海”，所以他们的生物工程赚不来钱。在这方面，英国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没能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的是，英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很高，而中国由于财力限制尚不具备这样的科技实力。所以，较之中国，英国的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此现象值得中国做深入研究。总的说来，这与它的政府政策、学术界风气以及金融投资结构有关。英国在金融投资结构上与日本和美国有很大差别。要想使工业发展，必需有技术上的新见解，当这种新见解还不成气候时，就得有人愿意出钱来试试，这就是风险投资。把风险投资者和技术人才衔接起来，英国不会做，日本和美国却很会做。杨振宁指出，中国也应走这条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和管理问题。中国须造就众多既有科技头脑，又有商品意识的人，他们能看出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风险投资，哪些不值得。中国现在有必要也有能力着手这件事了。

采访结束时，夜幕已经低垂。高速公路上滚滚的车流好似条条火龙。我打开录音机，杨振宁博士那纯正的普通话立刻与车窗外的钢铁与混凝土音符交织在一起。“……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其它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已经‘下海’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他们的人数能够多些，再多些……”

潘建伟：我与杨振宁先生交往的若干往事｜ 百年风华杨振宁

节选：

杨先生对我的帮助，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方面。自我回国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时，其实就已经与我在奥地利留学时的老师Anton Zeilinger教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甚至和他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对我们的国际合作带来了一些困扰。

杨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地帮我协调，专门邀请Zeilinger教授到清华来访问，借此机会和我还有Zeilinger教授一起进行了沟通，促使我们团队后来和奥地利科学院基于“墨子号”卫星成功开展洲际量子通信的合作研究。直到现在我们和Zeilinger教授团队还时常有合作。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杨先生是受众人崇敬的科学大师，但对我而言则更像是一位充满智慧且关爱学生的师长。

与杨先生的交往中，还不时出现一些趣事。我还记得在2005年第一次与杨先生交谈时，他告诉我获得了当年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后来我到新疆去参加颁奖典礼，正好在电梯里遇见了杨先生。我很激动地向他问好，杨先生却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回答是中国科大的。杨先生说科大有一个叫潘建伟的工作不错，这回获奖了。我只得直言我就是潘建伟，杨先生听后哈哈一笑，说：“抱歉，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子了。”

后来又与杨先生见过几回面，他仍然没有记住，直到见面的次数多了，才终于记得我的样子。其实这并不是由于杨先生年纪大了，我们团队的很多年轻教授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一个人的工作记得很清楚，却往往记不清他的长相，这应该是我们都专注于学问本身使然。

还有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印象深刻。2016年杨先生在北大出席求是颁奖典礼时不慎跌倒。杨先生当时已是九旬高龄，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揪心，杨先生却像一个孩子似的笑着对我说，潘建伟啊，我刚才摔了一跤！无论是“脸盲”还是“老顽童”，其实都是体现了一个学者醉心于学术的纯净的灵魂；而这种纯净的灵魂，正是产生大师的心灵土壤。

杨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告诉过我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例如，1945年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在去往美国的船上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感叹道世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杨先生甚至还说，直到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吃饱了。从这些略带辛酸的往事，可以感受到杨先生他们那一辈科学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求学的不易，而这份对科学真理的向往和执着，最终带来了中国今天的科技繁荣。

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墨子号”载荷样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杨先生出席了捐赠仪式。在捐赠仪式上，杨先生感慨道：“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着中国‘天亮’，如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施一公撰文回顾与杨振宁近15年的交往：亦师亦友亦同道

节选：

第一个例子，2015年，为了庆祝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求是基金会在中国科协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求是之家研讨会，邀请了往届求是青年学者和求是大奖获得者参加。杨先生以“救亡”为主题作了发言，阐述了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忧虑和建议。

杨先生也十分关心我个人的学术进展。2015年8月，我带领团队首次捕获剪接体高分辨率结构，他9月初发来邮件，邀请我到清华高研院作专题分享，由他亲自主持。

杨先生对青年人格外关心。2012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一届学堂班毕业生学术年会，学生们特别希望能请到杨先生，他欣然应允。

2017年，杨先生出席了由我主持的面向清华师生的一次巅峰论坛。主讲人是DNA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ames Watson），我专门邀请杨先生作为嘉宾和沃森对话；

江才健：杨振宁100岁传奇

节选：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传真信的事，因为这正显现出杨振宁虽然是一个大科学家，却也是一位极能尊重他人、没有身份架子的平易人物。我认识的著名华人科学家不少，能够像他这样的不讲究身段，没有架子，其实很少。我也好些次看到他在一个研讨会休息时间，被一个年轻学生缠着讨论问题，不克分身的场面，因为他多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政道与杨振宁观点相左，对中国科技战略制定有何价值？

作者：黄庆桥

节选：

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研究

与李政道恰好相反，杨振宁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国时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强调中国要大力开展发展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杨振宁突出强调应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样雄辩有力，同样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启发。

持续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杨振宁于1971年7月首次回国访问，回国期间主要是省亲和参观各条战线上的 “样板” 工程，与中国科学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国）。也即是在这次回国期间，杨振宁开始介入到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争论之中。

1972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科院组织的 “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 座谈会，会上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中国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出乎参加座谈会的中国科学家意料的是，杨振宁在会上反对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坚决。

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 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三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7] 应当说，眼界开阔、对中美情况都有了解的杨振宁是务实的。

确实，197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奢谈建造大型加速器极不现实，而且当时高等教育几乎停滞，没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中国科学家对杨振宁直言不讳的意见感到很不舒服，但杨振宁的意见确实很在理，这对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针清醒剂。

尽管杨振宁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国科学家有着自己的长远考虑，张文裕等18名科学家联名于当年9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周恩来亲笔批示给予支持。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设也提上日程。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国家改为批准建造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亿伏质子加速器，史称 “八七工程”。

也就在 “八七工程” 上马的时候，杨振宁再次回国，并且 “不识时务” 地再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和方毅接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祖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邓小平在会见结束时指示在场的副总理方毅，专门组织专家再次与杨振宁详谈。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学家再次与杨振宁座谈。虽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 “八七工程” 上马已成既定事实。[8] 此时的中国科学界，急于奋起直追的心情更为迫切，不可能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而下马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重大科学工程。

然而，好景不长，“八七工程” 过于贪大求高，不幸被杨振宁言中，不符合中国实际，被迫下马。

话说1978年底 “八七工程” 上马后，因耗资巨大，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反对，据说就有 “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 [8] 的说法。因此从1979年开始，国家就开始考虑调整高能加速器建设，也就是下马 “八七工程”。

1980年1月，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会议期间，由李政道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绝大多数到会物理学家都在这封信上签名了，而杨振宁却没有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8] 这是有史可考的，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经过更为理性、周全的论证与国际咨询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建设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改为建设规模较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在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杨振宁致信邓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次意见更有针对性、更为具体、更具前瞻性，试图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指出方向。这封信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及有关情况。

杨振宁在信中明确了自己反对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观点，进而深刻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 “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 “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 “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 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30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 [9] 在这些论证基础上，杨振宁认为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必须承认，杨振宁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转而从学理层面、中国实际以及汲取国际经验的角度，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1981年12月28日，邓小平审阅了杨振宁的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 [10]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非常重视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杨振宁的这封信有理有据，不仅找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痛点”，为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还有邓小平的明确批示，所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广泛讨论。以至于《光明日报》于1982年3月5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体内容，并特意加了一个 “编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 [9] 这足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官方的态度。

也就是从这封信开始，鉴于中国政府已正式决定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不再公开反对中国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张中国政府要更多地重视发展性研究，也就是应用科学研究。

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时代意义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李、杨二人观点相左，但他们给予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却也都是有理有据，都是出于要把中国的事情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好这一爱国心的，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李、杨二人的观点相左，主要源于他们看待中国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出发点不同。李政道针对 “文革” 对基础研究的否定及其恶劣影响以及改革开放后功利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极力主张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当然没有错；杨振宁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也没有错。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事实上，他们二人的观点不同，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本来，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是无须争论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近代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沉重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定是与国家战略、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建国以后，“学科” 与 “任务” 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文革” 后，国家建设步入正轨，各个领域都急需财政支持，可是国家却很穷，分摊到科学技术研究上的科研经费极为有限，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基础与应用之争以及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杨二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位都是十分爱国的。1980年10月，当时在美国访学的周光召在给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一封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的一些看法：“莫伟找我谈了三次，谈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他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 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中国政府不要轻信他们…… 莫讲据他看只有李和杨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 [1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因此对他们二人的意见和建议格外重视。

就此而言，李、杨二人观点相左，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中国领导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或许，这也是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何祚庥院士：希望杨振宁、李政道有生之年能化解恩怨

节选：

《科学大师》：在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上，究竟是谁的贡献更大一些，我们外行人不懂，你们是粒子物理学家，你们应该能做出判断吧？

何祚庥：如果一定要我们对他们两位在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再守恒的问题上，“谁”的贡献“更大”一些？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并列第一。

李政道的一位好友斯坦伯格教授，曾这样评定他们两位的贡献。李政道探讨的是奇异粒子的弱相互相作用可能存在不守恒，所谓“τ-θ之迷”，都是指的奇异粒子，而杨先生却认为还应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子、质子等非奇异粒子间的弱相互作用也可能不守恒。

奇异粒子，非奇异粒子，这是在性质上甚不相同的两类粒子。两位科学大师的科学构思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粒子物理里完整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说。

所以，斯坦伯格教授的说法，也是实际上支持了一个比较公认的观点：并列第一。

《科学大师》：一般人不知道杨先生晚年以来的状况，尤其学术上的活动。他比较关心一些什么问题？

何祚庥：复旦大学有一位比我们年轻的教授，施郁教授， 50多岁，在杨先生那儿住了半年，给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从科学史的角度论述了杨先生的多方面的贡献。

他特别提出，杨先生有一个很标准的思维，他更关注物理学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可能的发展方向，他带过一段时间清华的本科生，重心就是指导后辈青年应该往哪些重要的学术领域发展。现在年纪大了，他也讲不动课了，但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思想留下来。

比如跟他念博士的学生，早年他带的是粒子物理。但是后来带的学生却不再是粒子物理了。

他有个博士生叫做余理华，他跟我有点关系，他父亲是我在清华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余瑞璜教授。余理华上世纪七十年代去的美国，当然是拿了我们的介绍信，包括他父亲的介绍信，杨振宁就收下他了。

杨振宁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又是粒子物理学家，余理华很愿意跟他学，但他就叫余理华去做自由电子激光，就不是粒子物理学。

余理华在那个领域做得极好。但他在读博士学位时那个时候自由电子激光还没做出来，八字还没一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杨先生还有一个学生赵午，他叫他从高能物理改做高能加速器，杨先生看物理学问题格局上开阔一些，眼光也更远。

他和李政道先生一样，是在为中国科学发展布局，比如说清华，除了物理之外，姚期智院士，也是杨先生请回来的，姚院士代表的是计算机物理和人工智能的交叉结合，不得了的大方向。

姚院士也是这一新兴科学领域的开拓者，奠基人。还有当时还不太为大多数人熟悉的科技新秀、密码学专家王小云，也被聘为清华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讲座教授。

杨先生当然也关注粒子物理的重大的科研动向。比如中科院高能所的所长王贻芳教授要推动建设超大型粒子对撞机，这和杨先生的“盛宴已经闭幕”（The Party is over.）的理念相冲突。

杨先生不吐不快，直接泼了冷水。

据我所知，他写了封信给领导人，他说他多年以来就反对建这种超级大型对撞机。

在美国他就反对。他说这个事情做起来花钱太多，技术很复杂，中国也没有这个力量，要请国外人来做，等于花了钱，而最后的主要成果都是被人家拿走了，而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更重要的事情有待开拓，都要投入大量的钱。而且今后10年20年的物理学发展重心不在这个地方，等等。

领导人看了以后，作了一个批示，“看来此事不成熟”。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一个重大工程审查委员会，11个人专门来审查，因为要通盘考虑，不只是高能加速器，还有航天、互联网等等各种重大科研项目。

我知道的最后结果是6:5否决，就是这个超大型对撞机不做了，等于做了一个正式的结论。

杨先生关注各种物理问题的这一角度我认为十分重要，就是说你不要把发展方向搞错了。

杨振宁中国情怀的代价

节选：

杨振宁并不是2003年底才回到中国，其实他早在冷战炽烈的1971年，就率先的回到中国。

冷战期间，莫说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不能到中国大陆，就是一般美国人也禁止前去，杨振宁除了一个大弟也在美做物理教授，父母与弟妹四人都在大陆，他的父亲杨武之早岁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得数学博士，后来在清华、西南联大与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杨振宁1957年得诺贝尔奖之后，父亲得到大陆政府特许到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几次，他与儿子谈到新中国的进步，引起杨振宁好奇，杨武之应大陆官方要求或暗示，曾劝杨振宁回大陆看看，但是也知道杨振宁追求学术更上层楼，应该留在美国，因此并没有要儿子回到中国工作。

最近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也有究竟他动机的怪论，一些传闻说他回国是为了享受部长级待遇，也有说他一年得了多少收入。其实如果要追究利益，杨振宁为北京清华大学设立的一个基金，已捐到一千两百万美元，其中包括杨振宁将美国房子卖掉捐出的一百二十万美金，这都是有账可查的。最近他放弃美国国籍之前，已经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等完善处理了放弃美国籍的相关事宜，在2015年正式放弃了美国籍。

可以对杨振宁的争议“盖棺定论”了，事实高于雄辩

节选：

问：可是为什么杨振宁要加入美国籍？这是不能否认的吧？请问，杨振宁是对美国贡献大，还是对中国贡献大？

答：加入美国籍，不代表就不爱国。中国人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他是否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看所谓的“国籍”。李小龙就是标准的美国国籍，但基本上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血统概念。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并非是奔着所谓“荣华富贵”去的，而是为了方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全人类，我们中国人也因此而受益。这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花一分钱，让美国佬花大钱，就可以无偿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杨振宁在1971年回到祖国的时候，与邓稼先会晤，邓稼先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进展透露给杨振宁，杨振宁却直接把海外最热门的量子场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邓稼先。

如何证明杨振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美国籍呢？杨振宁最风光的时候是1957年，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颠覆了物理学界三四十年共识的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入美国籍，他可以说是立即就能达成心愿。但是他一直拖着，直到漫长的7年等待之后，才勉强地加入美国籍。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为什么不立即加入？这说明杨振宁对祖国非常有感情，是真的恋恋不舍。

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对祖国任何不利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竭尽所能，做了很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冒着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威胁，一直在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和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而奔走。

至于说“为美国贡献大，还是为中国贡献大？”，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当然是对中国的贡献大。

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大堆，杨振宁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国目前仅有杨振宁一个中国国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就以稀缺性而言，杨振宁对中国更加显得意义重大。

我打一个比方，杨振宁是博士生，他的科研成果即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也可以在东南大学发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都可以无偿的使用他的一切科研成果。现在，小杨做了院士，他如果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院士有好几位。如果他去了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原本没有院士。对于东南大学来说，杨振宁对自己学校就尤为重要，仅凭“院士”这个招牌，就可以让学校的地位跃升一个台阶，也更有名气，在招生上更有吸引力，获得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东南大学比清华大学更需要杨振宁的加盟。您说，杨振宁是不是对东南大学的意义和贡献更大？

假设杨振宁对中国无用，凭什么他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敬之以“国士”之礼？

问：既然杨振宁有家国情怀，为什么他当初不肯回国呢？据说他父亲劝他回去，他也不去。邓稼先是主动回去的。

答：有具体的情况。邓稼先之所以主动回去，是因为他有共产主义信仰。邓稼先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被海外的党组织培养，他拥有了自己的坚定信仰。作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杨振宁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一个崭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到底会对知识分子怎么样对待，是心里没有底气的。

要知道，杨振宁和邓稼先，原本“成分”就不一样。邓稼先的岳父是许德衍，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妥妥的副国级高官，邓稼先是典型的“根红苗正”。杨振宁的岳父嘛......此外，杨振宁的岳母一家都在台湾做“人质”，这也是让杨振宁有所顾虑的原因。

实事求是，杨振宁还有担心回国后不能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的因素。这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据上海交通大学黄庆桥研究员的《杨振宁回国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国外交风云录》，详细记叙了杨振宁当年没能回国的前因后果。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作为杨振宁的老师，物理学家张文裕被委派到瑞典，向他们转述国家希望他们回国内工作的意愿。杨振宁和李政道听了很感动，爽快的初步表达了愿意回国工作的想法。他们对张文裕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50多万知识分子和数百万亲属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听闻之后，感到忧心忡忡。当1958年张文裕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感觉这场国内的运动给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他回忆说，二人心事重重，一提及国内的情况就“情绪很差，闷闷不乐”，对回国的热情也明显不像去年那样了。回国的事情就此耽误了下来。

到了1960年，杨振宁的父母杨武之夫妇来到了欧洲，就是否回国与杨振宁进行了谈话。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她已经亲历了大陆的一系列运动，所以当着丈夫的面，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据杨武之的回忆，他劝杨振宁回国，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也是希望达成任务的，但是他从内心又害怕如果真的回去了，肯定会影响儿子的科学研究。杨武之说，我的内心是尴尬的、矛盾的。

而罗孟华则丝毫不给杨武之面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杨武之说：“你不要误导儿子，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说的杨武之沉默不语。

杨武之和杨振宁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晚上的讨论，杨振宁没有被说服。杨振宁告诉父亲，现在回去的话，什么工作也开展不了，而科学家的黄金时期很短暂。杨武之则说，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杨振宁则指出，他的同学克华在国内遭遇了打击，全家被发配到山区。杨武之听了只能叹息。杨振宁对父亲说，请父亲大人回去讲清楚，即使我留在海外，一样可以为祖国做点事情。

没有完成任务的杨武之回到了中国，后来对杨振宁的弟弟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杨振宁）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又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这场争论说：“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

问：那杨振宁父亲与儿子断绝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当然是虚假新闻。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信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追查，这虚假消息来源于台湾网站，由日裔主笔加藤撰写。在他的笔下，虚构了杨振宁父子“断绝关系”的谣言。一些网民很可能受到雇用，因为当时有人忘记了更换马甲，结果被查到很多账号的IP地址是一样的，被抓到了现行。

关于杨振宁与父亲的关系，可以看《杨振宁父子感情深厚，断绝关系纯属谣言》。在所有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私人书信、亲友见证、旁人记叙中，杨振宁的父亲自始至终对杨振宁的决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怨言，而“父亲没有原谅我”是杨振宁自己的心理活动。

对于谣言，杨振宁的同事，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于2017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其中也有过辟谣：

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杨振宁和他父亲一直父子情深，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加入美国籍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以为只有率真、坦诚的人才会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

科学家杨振宁让中国人占了天大的便宜

节选：

爱国，不等于碍国

很多人都很关心“杨振宁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杨振宁必须要为中国做贡献”？做不做贡献，都是个人自愿，并不是义务，杨振宁有什么义务必须为中国做贡献？就是一个普通的乞丐，他不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我们也无权指责他，那是他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