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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滩时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青帮三大亨”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不过,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动,这三人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成名已久的黄金荣至死不愿离开上海,而最为出名的杜月笙犯下了累累血债后远走香港,最终客死他乡。而台湾的杜月笙墓地如今早已
在上海滩时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青帮三大亨”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
不过,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动,这三人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成名已久的黄金荣至死不愿离开上海,而最为出名的杜月笙犯下了累累血债后远走香港,最终客死他乡。
而台湾的杜月笙墓地如今早已破败不堪,但其朝向上海,墓碑上方的八个字也令人深思。
杜月笙的末路
杜月笙真正走上了发家之路是依靠于烟土,他和之前的龙头张啸林、黄金荣等人成立了专门经营鸦片的“三鑫公司”,承包了法租界地区的烟土经销工作。
一个“老大”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另一个“老大”的没落,这件事对于杜月笙而说,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由于黄金荣是法租界的督察长,不适合出面开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就落在了杜月笙的头上。
之后,本来“一家独大”的黄金荣因为在看戏的时候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争风吃醋,得罪了这位公子哥,最终被人绑架到看守所之中,杜月笙和张啸林想尽办法营救,才将黄金荣给保了出来。
可这件事之后,黄金荣一蹶不振,开始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杜月笙也靠着人脉,逐渐提高了影响力。
可是,杜月笙的上升道路,手上也沾满了鲜血。
蒋介石反革命的那段历史中,杜月笙以及他的青帮兄弟们完全成为了打手,完全是倾向于蒋介石的“投机主义者”。
而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也是这段历史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他就是牺牲在杜月笙手上的。
他也始终觉得,蒋介石能够有所作为。
即使是在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杜月笙闻讯后马上给张学良拨了一通电话,向他施加压力,并称自己愿意作为俘虏和蒋介石交换。
在这件事得到解决后,杜月笙还专门赶到南京去面见蒋介石,向他表示慰问。
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也紧紧跟随蒋介石的步伐,在1941年到达重庆。
按照杜月笙的想法,现在如此鞍前马后,蒋介石自然不会去亏待他。
可让他失望的事情,也接连发生。
1945年,杜月笙自持劳苦功高,觉得蒋介石也能够论功行赏,所以他的目光比较高,将自己的身份自我定格在上海市长之上,就算没有办法当市长,最起码也能混个副市长当当。
结果,杜月笙在8月回上海的时候,钱大钧已经被任命为市长,而副市长的职务也被吴绍澍占据了,上海的全权,都被他们接收。
而且,原本有个欢迎仪式是要迎接杜月笙的,火车快到上海的时候,就有人前来报告:原定的欢迎仪式已经取消,搭起来的牌楼都被拆除。
更令他气愤的是,在北火车站还贴有“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以及“打倒杜月笙”的标语,他本来就是个体面人,为了面子,他最终选择在上海西站下了车。
1946年4月,蒋介石为了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意识到机会再次来了。
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开始四处收买和拉拢,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让杜月笙当上了议长。
可赶巧的是,他的心腹手下万墨林因为囤积居奇,被上海警备司令逮捕。
蒋介石的口令也很快传了过来:议长的职务,由潘公展来担任。
迫于蒋介石这边的压力,杜月笙只好将到手的职务给让了出来,他也大发牢骚: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杜月笙和蒋介石的间隙越来越大,可杜月笙内心的心理活动是:自己过去做了这么多坏事,很难得到解放军的谅解。
就拿当年设计杀害汪寿华这一件事上,他都是不可饶恕的。
1947年,他还因为屡屡遭到国民党的打击,决定暂时去香港避难,在那里,他还和潘汉年秘密会谈了一次。
他这个时候已经看到,解放军解放天下已经是有很大可能性了,为了给自己找好退路,他对潘汉年说:“保证中共在接管上海的时候,黑社会不会出来捣乱,而那么也同样希望共产党方面能给予宽大处理。”
不过,他还是不完全放心,觉得在国民党这边更安心一些,毕竟,他此前为国民党和蒋介石鞍前马后很多年。
1948年,杜月笙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力捧蒋介石当选总统。
蒋介石在这一年夏天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去上海发行金圆券,也要求民间将所有的外币和金银兑换成金圆券。
可很多百姓也不愿意这么做,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也是如此,他却因“枪打出头鸟”被蒋经国逮捕,给出的罪名是:投机倒把。
杜月笙敏锐意识到,这件事就是冲着他来的,是蒋介石想让他下台了。
后来,他干脆四处搜集证据,证明了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也从事着同样的勾当,逼迫蒋经国就范。
可蒋经国那边动不了孔令侃,还是能收拾一下杜维屏的,他还是将杜维屏判处了6个月的监禁。
此时的杜月笙也犯了难,他此前残害过革命的同志,又在蒋介石这里心灰意冷,他似乎没有第三种存在的可能性。
1949年开始,杜月笙彻底认清,解放军很快就要拿下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了。
他也和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频繁接触,共同探讨时局,最初,他也和黄金荣的想法一样,就留在上海,不过,他过去所犯下的一切让他不敢相信解放军能够不计前嫌,毕竟,他本人就是个有仇必报的类型。
这年4月,蒋介石专门找来了杜月笙,劝他跟随一同前往台湾。
不过,杜月笙最终还是决定,既不留在上海也不去台湾,干脆选个中间的地方,那就是香港。
这也说明,他根本不愿相信蒋介石的“好意”,知道去了台湾之后,依旧是“寄人篱下”,就如同软禁一般。
当然,此时也有很多革命者让他留在上海,利用以前的影响力,为新上海做贡献。
在香港的日子里,他整日无所事事,也逐渐变得孤僻起来。
人的一生中,最怕对比,杜月笙在香港的境遇,比起上海时期的车水马龙,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在这种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杜月笙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急剧下滑,经常是满头大汗。
回想着过去靠烟、赌发迹,他的成功和积累的道路,却让无数人家破人亡,他所做的一切,恐怕都是为了“洗白”和自身利益。
他生前非常要面子,四季都穿着长衫,看起来非常斯文,甚至都能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黎元洪的秘书长还特地撰写了一副对联,为: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杜月笙的“身后事”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已经是昏迷不醒,好不容易清醒了过来,家人们立即就青睐秘书胡叙五口述遗嘱。
那会的杜月笙,还称不上是“病入膏肓”,根据他的家人们回忆,此时的杜月笙还非常清醒。
不过,由于杜月笙在蒋介石这里“栽了跟头”,因此他也不愿意在遗嘱中提到关于政治的问题。
此前,在他行走江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别人欠下的钱,可他在临终之前将所有的借条全部销毁,只留下了十万现金。
每个老婆分得了一万,每个儿子也分得了一万,而未出嫁的女儿分得六千,出嫁的女儿分到四千。
根据他的女儿杜美如说:“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
他的遗嘱说完了之后,又让秘书重新口述了一遍,最后挣扎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杜镛。
就在杜月笙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和蒋介石有过一次矛盾。
1950年4月,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准备召开董事会,杜月笙、宋汉章等人都是商股董事,都被邀请参加,银行家们面对这件事都有点拿不准主意,于是就一起询问杜月笙的意见。
杜月笙最后拍板道:“我们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还是要采取一样的立场,目前自然是不能去北京的,但是我们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们去参加会议,如不见谅,有何危险,也只好认命了。”
这件事被传出后,中外全都震惊了,后来史称“中行事件”。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后,对杜月笙非常不满,他将杜月笙的老朋友洪友兰、张群等人叫到大别墅当中,骂得狗血喷头。
这也导致了,后来蒋介石得知杜月笙已经病逝以后,迟迟不愿意作出表态,也和这件事有着莫大的关系。
1951年8月16日下午,杜月笙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在病逝之前,一直都朝思暮想着上海的过去,中国人都有着“落叶归根”的情节,这一点,杜月笙也有。
一直到8月19日,杜月笙才举行了大殓,蒋介石还是为杜月笙亲自书写了“义节聿昭”,他的棺材也被送到了香港东华医院义庄停放。
至于下葬的地点,当时家里面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以至于他的灵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入土为安。
后来,还是四夫人力排众议,将杜月笙带到台湾下葬。
可是,这也是她的权宜之计,她真正的计划,是想将杜月笙在未来送往上海下葬。
到了1952年,杜月笙的灵柩被送往台湾基隆港。
蒋介石为了表示“欢迎”,也为他成立了专门治丧的组织,并安排了一些国民党高官全权负责。
根据当时现场的照片显示,杜月笙的葬礼还是比较隆重的,最终也被安葬在一处后山上。
杜月笙在死后最起码还是有了一些面子,可蒋介石也是个记仇的人,他跟杜月笙之间矛盾重重,可还是得考虑到其他的影响。
杜月笙的墓碑上,有八个大字最为醒目,分别是“义节聿昭”和“誉闻永彰”。
在蒋介石眼里,杜月笙完全是配不上这几个字的,不过他还是同意了。
坟冢以大理石覆盖,整座墓地也朝着上海,寓意非常明显。
这也足以分析出:蒋介石当时这么做,并不是真的想让杜月笙有个归宿,而是想让他发挥出“死后影响力”。
后来,杜月笙的墓地渐渐变得残破不堪,和当年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光景大有不同,人走茶凉的悲凉场景,在他的身上也体现的格外耀眼。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和杜月笙有着间隙,他们俩还在的时候,杜月笙墓地的意义也只是宣传的工具罢了。
或许,杜月笙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才最终滞留在香港,并没有亲自前往台湾。
参考
杜月笙其人 朱华; 苏智良 历史研究
杜月笙:蒋介石拿我当尿壶 光明网
金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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