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历任名单(北大有初中高中吗)

北大有初中高中。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所中学， 包括初中和高中，简称北大附中，成立于1960年。

作为北京大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四级火箭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附中从成立开始就受到北京大学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扶持。

建校初期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任附中校长并从大学各系抽调骨干教师43名直接到附中任教。

现在的北大附中是北京市高中示范校，也是教育部重点扶植的四所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高等学校附属中学之一。

在40年来，北大附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质量第一、突出特色、全面发展”的办学思想，伴随着几代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历届学生的成长，

北大附中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并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优秀的传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家长的信赖和学生的热爱，成为“英才辈出的摇篮、名师成长的沃土、教育科研的基地”。

马裕藻，字幼渔，浙江

鄞县人（今属宁波鄞州区），“五马”中的二先生，近代文化名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马裕藻早年拜师近代教育先驱叶浩吾，接受新的思想，1898年，马裕藻前往上海求学，结识蔡元培、章太炎，并深受两人影响。1901年，马裕藻曾一度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后又加入了《外交报》的编辑工作。

1905年，马裕藻被公费选送往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1913年，他被聘任为北大教授。在校期间，马裕藻曾经连续八年担任校评议员，积极参与到了北大的建设中去，成为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1、 第一部分（1段）：一线渊源（作者开头简单交代自己往昔与北大的交往，显示自己在感情方面与北大的联系。

） 第二部分(2－4段): 三点希望 ①抱定宗旨 ②砥砺德行 ③敬爱师友 第三部分（5段）：两件事 ①改良讲义 ②添购书籍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北大的校长，问题问得不是很明白。

严格的说北大是从1912年北洋政府把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开始时算起，那这个时候北大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严复。

严复应该成为北大的首位校长。

但是从题目中的屹立不倒来看，严复根本不是屹立不倒，何况严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所以说严复不符合在乱世中屹立不倒的条件，如此短的时间，严复之于北大的存在感也非常低。

严复本人当然是大名人了，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现在叫国富论）等西方名著，被誉为睁眼看西方第一人。

既然严复不符合你说的条件，那我们就把时间向前推，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这就对上了。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者、首任校长，孙家鼐。

我一说，好像大家知道他的不太多，也不像蔡元培等这些北大的校长赫赫有名。

但是孙家鼐确实也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咸丰时期的状元，光绪皇帝的老师。说到这里，有人说光绪的老师不是翁同龢嘛，没错，翁同龢名声在外，但是光绪皇帝有两位老师，孙家鼐也是一位。

大家查查清史稿，这位帝师孙家鼐把大清的各部部长做了个遍，吏户礼兵刑工挨个来，如果不是帝师，谁还有如此好的官运？

故京师大学堂成立时，孙家鼐就被任命为首任学务大臣，也就是校长了。

孙家鼐一生屹立不倒，我认为和他的为人处世哲学有关，最主要的就是主张中庸之道。

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自然是在光绪的历次变法中是支持光绪的，但是他不像另一位帝师翁同龢那么激进，主张渐进变革，所以变法失败后，慈禧并没有对他进行清算，反而对他委以高官。

再说说他作为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的业绩，首先自然是在财力上积极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建立校舍，聘请教授等，算是个半开明人士，主张引进西学，但是又强调不能忽视中学。

但是说回他能够乱世中屹立不倒，和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中庸，不激进，但是也造成了他循规蹈矩，瞻前顾后的性格，也是他在那个乱世中没有成为风云人物，也没有在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

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

“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