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步全职一天挣多少钱（我在日本送外卖）

一辆自行车，一个黑色保温包，他们带着食物在城市里穿梭。家住东京板桥区的于傲思算是最早在日本做外卖员的中国人之一。2018年11月，25岁的于傲思从上一份工作中辞职，为缓解经济压力，他打算在找到新工作前做一份零工。那时候，东京街头巷尾的传单、

一辆自行车，一个黑色保温包，他们带着食物在城市里穿梭。

家住东京板桥区的于傲思算是最早在日本做外卖员的中国人之一。

2018年11月，25岁的于傲思从上一份工作中辞职，为缓解经济压力，他打算在找到新工作前做一份零工。那时候，东京街头巷尾的传单、广告牌、自家邮筒、甚至手机邮件，铺天盖地全是Uber eats（日本最大外卖平台）的广告。

通过传单上的联络方式，于傲思火速报名并参加了Uber eats的东京说明会。一个多小时后，他拎着印有绿色“Uber eats”字样的黑色外卖包，正式成为了外卖员。

受新冠疫情影响，向来冷清的日本外卖业突然火爆。2021年，Uber eats的外卖员人数突破了10万，以覆盖35个都道府县、10万多家的餐饮店的规模，超越日本本土外卖平台“出前馆”（约7万家店铺，2万名配送员），成为了日本外卖的代名词。今年1月，各大外卖平台的用户数也已达到902万，相比一年前增加了三倍，送外卖成了热门职业。由于操作简单时薪偏高，这份工作更成了不少在日中国人打零工的首选。

Uber eats的保温包 图片：CFP

“是个人就要”

在于傲思的记忆里，2018年，Uber eats公司开始在日本大规模扩张，因此成为Uber eats的外卖员非常简单，几乎“是个人、懂日语就要”：“先给我们讲了公司的运作流程，接着让我们用软件注册，签电子合同，教了我们抢单、送达的操作，再给一个外卖包，就可以出去送餐了。”

于傲思告诉液态青年，和中国不同，Uber eats对外卖员的交通工具没有任何要求。“想开车、骑摩托的话，需要一年以上的驾龄。自行车没有要求。”于傲思一直没有自行车，成为外卖员后，他一连租了好几个月的共享单车，“Uber eats有规定，骑自行车接到的单子，从出发到客人家里，导航距离不会超过5km。像我们这种非全职的，一般用自行车。”

一名外卖员在找路 图片：CFP

派送的流程很简单——先在app上线，系统会自动派出订单，显示餐厅与订单内容，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接单后，系统会导航到餐厅，而只有取餐成功后，外卖员才会得到去往目的地的具体导航，并得知距离。

“和国内的外卖派单系统不同，Uber eats一次只能送一单，你可以在送第一单的时候再接一单，但也只能第一份送餐结束后，才能知道第二家餐厅的位置。而且只要接了单，非特殊情况不能取消。”于傲思说。

虽然送餐效率不算高，但每一单的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Uber eats的一单基础收入是300日元(约合人民币18元)，随后会根据距离递增，每公里增加100~150日元左右，所以骑自行车平均一单下来可以赚400~600日元(约合人民币24～36元)，要是碰上恶劣天气或者节假日，系统会为在原有订单收入上再乘1.2~1.5倍。

通常，于傲思会在午饭时间段（11点至15点）在自家附近上线，然后接3-5单，这样一般不会离开板桥区，结束时能快速回家。然而，真正吸引他的并非每单加成，而是Uber eats给的额外奖励金。

一名外卖员在取餐 图片：CFP

“Uber eats的奖励金才是挣钱的关键。”于傲思透露，它分为每周奖励和区域奖励。每周奖励就是数量奖励，“一周送餐超过15次，Uber eats会直接打给你5000日元(约300元人民币)，超过20次是8000日元(约480元人民币)，要是全职送，每周获得额外2万日元肯定没问题。”区域奖励则是他们在东京都23个区里做活动，比如涉谷区的某天晚饭时间段突然有两倍收入加成。于傲思称，靠着奖励金制度，他每个月都能赚到七八万日元到十几万日元不等，“我送的不算多，一周20单左右，算下来时薪差不多能有100元人民币，比在东京打工赚得更多（时薪约1000日元，约60元人民币），还不用交税。”

“免税”也算是当外卖员的额外福利。于傲思说，不同于普通打工或是全职工作，uber和外卖员签的并非雇佣合同，没有保险，而更像是一种“Uber eats外卖员合格证明”，因此就算赚钱达到了报税标准（年收入在103万日元、即6.18万元人民币以上），人们也可以保持沉默，“轻松避税”。

不过，于傲思的挣钱大计并没有持续太久。从2019年起，uber逐步启动外卖员审核机制，这年4月，他因工作签证到期而停止送外卖，等到签证更新以后，却被告知“拥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已经无法注册成为外卖员。”好在那时，他已经在一家房产公司找到了新工作。

在于傲思看来，Uber eats在扩大日本市场后开始严格管理也算说得过去：“一开始他们简直是个人就要，后来听说有出现外国人违规打工的案例，审核政策就跟上了。”

一度松散的外卖员注册制度和非正规合同的确为Uber eats带来了不少麻烦。今年6月，日本警方将Uber eats日本公司的两名雇员告上法庭，理由是他们曾涉嫌雇佣两名滞留日本的越南人作为外卖员，而这违反了日本移民管制法。

8月25日，Uber eats宣布将终止持有留学签证、文化交流以及特定活动签证的外国人注册成为外卖员；对于现有的外国籍外卖员，会每6个月审核一次护照与签证信息。

回忆起曾经的5个月外卖员生活，于傲思庆幸遇到的客人都比较友好——他曾在送餐途中撒过汤料和油，不过几乎都没被客人当面指责过，好评率也基本维持在95分以上，“最方便的食物还是麦当劳这种快餐，我不太喜欢送中餐，汤水和油太多了，哪怕固定好了也容易洒。”

一份外卖食物 图片：CFP

“不稳定打工”

在日本，操作简单和高薪是绝大多数人投身外卖行业的主要原因，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于傲思一样小赚了一笔。对于住在名古屋市的陆昕而言，最初做外卖员完全是因为灵活性。

2019年夏天，陆昕的大学课程与日常活动变得零散而忙乱，即使即将进入暑假，她也很难找到整块的时间去打工。为了赚零花钱，22岁的陆昕想到了送外卖：“时间比较自由，这样也不会耽误学校的安排。”

和于傲思的经历类似，陆昕找到了Uber eats在名古屋的办公点，用自己的自行车注册成为外卖员，并签了一份保证书，上面写着“不违反交通规则”的保证和Uber eats的紧急客服电话。

但很快，陆昕发现了这份工作的“不自由”之处：取餐成功后，app会在谷歌地图上导航去往送餐地的路线，但这份导航往往并不靠谱。

“谷歌地图没有自行车路线，只能选择步行或者开车，不管是哪一个，对于骑自行车而言都不方便。”陆昕记得，她经常因为导航而错过真正的捷径，“开车的路线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能跟着机动车走，可如果是步行路线，它有可能给你导到天桥上，这一点很不合理。”

名古屋市中心 图片：CFP

另外，东京的“自行车送餐不超过五公里”原则似乎在名古屋不起作用。陆昕表示，名古屋市本身不大——不像东京那样可以分区，从而保证外卖员基本待在同一个区，在这里送外卖几乎得全市跑。她曾经拿到过好几次五六公里开外的订单，有一次甚至从市中心接单，一路往南十多公里，送到靠海的港口附近。

“我那次是晚上接的单，骑到一半才意识到自己怎么骑了这么远，但也没法要求取消订单了，只好硬着头送过去。”陆昕说，“送到后已经7点多了，天全黑了，我自己也懵了，坐在路边想要怎么回家。骑车回去需要将近一个小时，继续接单的话指不定要去更远的地方。而且日本很多小路晚上都不开灯，我一个人也害怕遇到变态。于是我就给住在附近的朋友打电话，问能不能开车送我回去，结果人家没空。”

幸运的是，在海边徘徊了一阵后的陆昕接到了一个送往市中心的订单，“我骑回市中心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送完那一单我赶紧就下线了，那天真的没有心情再做了，特别累。”

陆昕住在市中心，旁边是标志性的名古屋电视塔，每次送完外卖回家只要看到它，她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

Uber eats的点餐界面 图片：CFP

除了经常出现的远距离配送，名古屋的奖励金也不如东京丰厚。陆昕只在第一个月拿过每周奖励——那天她一口气送了10单，赚了4000多日元，随后立马得到了8000元奖励金，“当时觉得充满了动力”。但是那次以后，她再也没得到过奖励金。

因为平时要去学校，陆昕通常只能在周末的下午送外卖，一般是从下午三点送到晚上八九点。然而，或许是骑车效率不高，她一个月也只能赚到七八万日元(约3500～4800元人民币)。在以往，她每月打工能赚到10万（约6000元人民币）。

为了提高送餐效率多接单，陆昕闯过红灯：“日本人在市区开车也很快，所以挺不安全的，后来就不敢（闯）了。日本规定骑车不能戴耳机看手机，被警察抓到会被罚款，超速也会。而且要是出了交通事故Uber eats是不会负责的。”

图片：CFP

虽然只做了3个月外卖员，陆昕遇到的突发状况却并不少：有坡太陡只能推车，推到一半低血糖发作，跑进便利店吃东西的情况；有骑到一大片墓地觉得害怕的时候；更有夏天送烤酸奶化了一点就被客人投诉的委屈。“我之前看网上说，希望大家多理解外卖员什么的，但我想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好好把食物完整送到，毕竟客人也花钱了。”陆昕说。

夏天过去，陆昕回到了药妆店继续她时薪1200日元的常规打工——这比她送外卖时1000日元的时薪要高，也更稳定。“我们这里送外卖有些不稳定，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接到几单。打工的话，不管这一个小时怎么过，我都能拿到钱。”但这段“不稳定打工”也让她觉得挺有趣，“我锻炼了身体，还把整个名古屋跑遍了。累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一下，能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

“自己雇佣自己”

相比陆昕的奔波劳累，波雷的送餐生涯似乎更为自由轻松。波雷住在京都，2019年7月，刚刚成年的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了Uber eats外卖员，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一份零工。

和于傲思、陆昕的经历类似，波雷和Uber eats签下一份电子合同，他将其形容为“自己雇佣自己”：“我和Uber eats不是雇佣关系，更像是平等的关系，Uber eats提供平台，帮我联系餐厅和客人，我是自己给自己工作。”

在波雷看来，每一单的加成（即因餐厅、天气、客人地址不明等非外卖员因素导致的收入溢价）已经能让他赚不少钱了：“Uber eats溢价还是很多的。有时候你到餐厅等了很久，或是路上骑了很久还没到都会给你加钱。晚高峰的时候一单会溢价100日元左右，恶劣天气和节假日也有。”波雷告诉液态青年，他最多的一次在下雨天一单多了300日元。

虽然已经做了两年外卖员，但波雷的送餐次数并不多：“我是心血来潮会去送，有时候可能会一周送两三天、三四天，有时候一个月可能只做一次。认真做的话，时薪大概在1600日元。”

京都街道 图片：CFP

波雷的佛系态度，或许还来源于Uber eats的“出事不扣钱”制度，即无论迟到、食物洒出，外卖员都能拿到那一单的收入，唯一受影响的是外卖员的好评率。据波雷介绍，Uber eats采取100分倒扣制度，收到客人差评时会被扣分，分数低于80分可能会在几天内被停止派单，更低可能会被剥夺资格，但这都不会影响外卖员的收入。

波雷说，他的好评率一直维持在97分左右，最低到过91分。差评有时来得莫名其妙：“有一次送过去客人一开门，我就看到对方一脸很不好的表情，可能是他当天心情不好，觉得我来得晚，给打了差评。”

新冠疫情爆发后，为防止病毒传播，Uber eats推出了无接触配送，外卖员会将食物放在家门口或是指定地方，再发消息通知客人取餐。这期间，波雷曾接过一个送到著名景点二条城附近的现金到付订单，客人的地址并不准确，还写了一堆备注。“那边都快到郊外了，客人给我写了一个完整的‘导航’，让我经过几条路，到什么地方，再左拐右拐找一栋房子，然后进院子，把餐放在蓝色自行车的车筐里。”

然而，当波雷来到院里的时候，这里既没有蓝色自行车，也没有现金。“我只好给客人打电话，结果他从房间里出来了，最后还是当面交付的。”

图片：CFP

疫情期间，日本曾多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许多餐厅关闭堂食，外卖业迅速发展，不少因新冠失业的日本人也加入送餐行业。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抢单压力也逐渐增大。

“听说在东京，有些越南人、中亚人会一口气注册四五个外卖平台一起抢单。”波雷说，京都的外国人相对少，竞争没那么激烈，他依旧保持了他的随缘节奏，也不太担心新冠感染：“大家都戴着口罩，而且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和人接触的时候就是进餐厅、递给顾客食物，距离没有很近就还好。不像便利店之类的打工，整天在密闭环境中接触那么多人，更容易感染。”

波雷喜欢这份工作的自由和轻松。相比于京都900日元左右的打工时薪，波雷显然更喜欢当一个自由且不富裕的外卖员。在Uber eats会大量溢价的下雨天，他一般都在家偷闲：“我遇到过每天都拼命送外卖的日本人，他们一个月能挣80万到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8~6万元）左右。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自由工作，没有强制性。”

“我要是今天缺钱了，就骑车出门送几单，这笔钱最后会成为我的晚餐。”他开心地说。

（于傲思、陆昕、波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