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抚司和南镇抚司（锦衣卫与南北镇抚司到底啥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刑法，诸如刑律、法司的设置和职掌，多沿袭前代而结合明朝的时代特点加以变革。但有些刑法，却是明朝的首创。

《明史·刑法志》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

并指出：“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于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所以，后人将东西厂与锦衣卫合称广卫、亦称特务机构，或非正常的司法机构；对其职掌称作听命于皇帝的法外用刑。

一、廷杖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常常与侍臣谈论对待大臣之礼。太史令刘基也曾进言：古代公卿大臣有罪，只是“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意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

侍读学士詹同也说、古代“刑不上大夫”，目的在于激励大夫的廉耻之心，以尽君臣恩礼。

朱元璋深感言之有理。洪武六年(1373年)，在工部尚书王肃有罪当处以笞刑时，他还以“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为词，令王肃减俸赎罪，从此，凡群臣有过失，均允许以俸赎罪。

可是，到了十三年(1380年)九月，出镇广东的永嘉侯朱亮祖、因诬告番禺知县道同，朱元璋闻奏，勃然大怒，立即召还，连同其子朱暹鞭死。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书薛祥亦毙于杖下。廷杖之刑，由此开启，愈演愈烈。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尚书、侍郎、祭酒，皆受廷杖之辱，殿陛行杖习以为常。成化十五年(1479年)五月，汪直诬陷兵部侍郎马文升抚安无方、右副都御史牟俸贪婪，言官缄默不言，可自陈状。

于是给事中李俊等27人、御史王濬等缄默不言，余29人合词请罪。汪直矫诏，责其容隐，每人廷杖二十。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群臣谏止武宗南巡，朱厚照为之恼怒，廷杖舒芬、黄巩等146人，呼号之声响彻禁掖、被杖立死达11人。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争大礼，廷杖丰熙等134人，立死16人。

嘉靖中期刑法益严、公卿大臣不免笞杖之辱，蓟州巡抚朱方、大同巡抚陈耀，皆毙于杖下；其他大臣、受杖之后，还得赴衙门处理公务，公卿之辱、前所未有；杖杀朝士·五倍于前。

万历五年(1577年)，以争张居正夺情，廷杖吴中行等。其后遭受廷杖，多者至一百。由于神宗皇帝讨厌言官，或不看奏疏，或多留中，“廷杖寝不用”。

天启时，魏忠贤专权。太监王体乾为讨好主子，万爆、吴裕中死于杖下，部院大臣力争而于事无补。阁臣叶向高说：“数十年不行之弊政，部院大臣力争旬日，万万不可再行。”

于是魏忠贤才罢廷杖不用。虽然如此，魏忠贤欲杀之异己全部交镇抚司处置，士大夫就更无生路了。官吏士夫的所谓尊严，在严刑峻法面前，已经被糟践殆尽而又无可奈何了。

二、锦衣卫与镇抚司

明朝锦衣卫的全称是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本属京卫之一。后因赋予缉察、刑狱之权、使其体势日益显赫。再加上其属有镇抚司，掌理诏狱，无所不用其极、文武百官闻之丧胆。史称特务衙门。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设置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秩从三品。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其属有御骑等七员，皆正六品。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从五品)。

十七年(1384年)升锦衣卫为正三品。二十年(1387年)罢。成祖朱棣恢复锦衣卫，又增设北镇抚司，而以原镇抚司称南镇抚司。

锦衣卫中，还设有“缇骑”，即身着赤黄色的军役。“缇骑”之上又有统领官。嘉靖时的陆炳，为扩充势力，一次就增加7000人。

他所掌管的锦衣卫，向户部支取粮饷的达十五、六万人。对其职责、《明史·职官志》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

凡遇朝会或皇帝出巡，锦衣卫官得具卤簿仪仗，率领大汉、将军1507人侍从扈行。平时，派员轮流宿卫，保证皇帝安全，以防不测。若有祭礼之事，佩刀侍卫皇帝左右。巡逻街途沟洫，缉命盗贼奸宄之徒。

奉命偕三法司审理狱囚。与兵中阅视五军官舍比试。镇抚司职掌诏狱(即奉皇帝之命查处的案件，或奉皇帝诏令逮捕关押犯人的监狱)。

锦衣卫与镇抚司为害最烈的，当属其组捕和诏狱。朱元璋登基后，因其出身低贱，心理的自卑，常常使他不安。但皇帝的尊严又促使他必须获得臣僚的忠诚与拥戴。

于是，派人窥探臣僚私下的言行，便成了治愈心理不平衡的“良药”。起初，他就采用特务手段，利用高见贤、夏煜、杨宪及凌说等人，“以伺察搏击为事”。

专门“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甚至连宋濂待客、宋讷生气、钱宰吟诗之类，也了若指掌。由拱卫司而几经变化成锦衣卫，本为掌侍卫和陈列卤簿的亲军，而赋予缉捕、刑狱之事。

且是皇帝“时有所诛戮，辄下镇抚司杂治，不由三法司。其从校五百人，禄秩名号，无异京卫军士，独不隶都督府，称为亲军”。

当时、天下重罪囚犯逮捕至京，多收系狱中，诛杀极多。其中有一富民，卫官非法凌虐。朱元璋得知，十分恼怒，说道：

“讯鞠，法司责也，或令锦衣卫审之，欲先得其情耳。岂令其锻炼!”

于是，逮捕卫官惩处，令将锦衣卫刑具全部焚毁，囚犯交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申明此禁，诏令京师内外罪囚，不得交锦衣卫，无论罪恶轻重，全部经三法司。

应该说朱元璋此举，当为一时善政，再申其禁，似能虑及将来。

然而，后来“奸珰借以肆虐，视前加厉，不能悉除其陷阱，一举而廓清之。仅知遏其凶焰，如扑火不灭，后将益炽。作法于凉，明祖不能诿其咎"。

事实正是如此。成祖朱棣，因称帝的篡夺之嫌，于心未安，更需要耳目伺察周围动静。于是无视朱元璋的诏令，恢复了锦衣卫。

由其宠信的纪纲领锦衣卫亲兵，复典诏狱。又用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为非作歹，缘借作奸数百千起，怨声载道。

英宗正统末，王振专权。用党羽马顺为指挥，枷李时勉、杀刘球等，荼毒天下。景泰帝采纳言官意见，切责锦衣卫官，令将缉察事件送法司，若有诬陷不实之事，予以惩处。

可是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虽有李贤极力进谏，论及官校提人之害。

但由于卫指挥门达、镇抚逯杲，恃皇帝宠信，肆意妄为，朝官得罪颇多，以至银铛就逮、冤号道路的官吏，不可胜记，朝野相顾而不能自保。

成化、正德之后，“浸假而寄之事权驯至末流，益复隶于东厂。于是，缇骑横行，诏狱四出，遂成大患，”镇抚司，初立之时，与其他军卫一样，只理本卫刑名，兼理军匠。

后添设北镇抚司，遂有南北两镇抚司，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与军匠，而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三、诏狱

诏狱，古已有之。汉置诏狱26所，此后因革不一。明朝北镇抚司掌管的诏狱，对重大案件审讯之后，即送法司拟罪，不具狱词。而在囚系、审讯时，施刑的惨酷，死伤极多。

天顺时，门达掌镇抚司狱，在西城设置狱舍，“拘系狼藉。”待门达被杀，才予撤毁。成化十四年(1478年)，为避免法司掣肘，增铸北镇抚司印信，规定“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

即使是锦衣卫下达之事，也要直接呈请皇帝批准，“卫使毋得与闻”。因而提高了镇抚特权，使其品秩低下而权力日重。

镇抚司的监狱，十分阴惨。“其室卑人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能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袖而已。

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得午堂下遥相望见”。

后为避免镇抚司监狱里的罪恶暴露，勒令家属跪于一丈之地以外，高声问答，但不能用方言。至于重要囚犯，皆戴三木之枷，难以辗转。狱囚得病，亦难以得到治疗。

诏狱用刑，十分凄惨严酷。其刑具，除枷与立枷外，在镇抚司即有18种之多。其中常用的有5种。

《碧血录》附燕客《天人合证纪实》载：械，“坚木为之，长尺五寸、阔四寸许，中凿两孔著臂上，虽受刑时亦不脱。人狱则否。凡杀中，惟械手则甚便。”

镣，“铁为之，即银铛也。长五六尺，盘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动也。”棍，“削杨榆条为之，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如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绳急束其腰，二人踏绳之两端，使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足，一人牵绳背立，使不得伸缩。”

“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两人扶受椤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上下则加痛。”夹棍，“杨木为之，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帮椤三付，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得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以左畔猛力敲足胫。”

还有昼夜用刑之例。户部司务何以尚，为救海瑞而上疏，杖打之后，投人镇抚司狱，命昼夜用刑。

其刑具是“以木笼四面攒钉内向，令囚处其中，少一转侧，钉入其肤”。所以受此刑的人，只能整天“危坐如偶人”。不出两天，必死无疑。

另有最为残酷的刑具称作“琵琶”，每用此刑，受刑者百肢尽脱，汗下如雨，死而复生，而且反复施用。至于法司酷吏使用的梃棍、烙铁及灌鼻、钉指等，也包括在镇抚司狱的刑具之内。

镇抚司狱，对于囚犯的审讯施刑，成化、弘治间有案情轻重之分。轻者称“打着问”，重者称“好生打着问”或“好生着实打着问”。

正德以后，不分轻重，一律打问。对“好生着实打问”的重囚，行刑一套，共18种，致使血肉横飞，求死不得。嘉靖时侍郎张地建言，关于盗贼奸宄，责于厂卫；贪官冤狱，归于法司。

虽得皇帝批准施行，但官校依然故我，照旧提人，其祸愈演愈烈，与明亡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