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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董仲舒就是河北景县人，他是西汉最著名的思想、政治家。
汉景帝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公羊春秋》的学问，曾作过汉朝皇帝的博士官，汉武帝即位后，他以三次“对贤良策”被汉武帝赏识，曾任江都相等公职。
后来，他家居著书，仍被皇帝尊重。
朝廷如有大议，皇帝往往要派人到其家中咨询。
《汉书》上说董仲舒“为人廉直”。
史记上说他治学“专精”，主张春秋“大一统”。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他成为了汉代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是两汉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理论奠基人。
董仲舒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在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诸侯王的权力，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实施了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大一统”的儒家思想。
董仲舒的治国思想
董仲舒的治国思想以儒家理论为根本，但又吸收了阴阳五行说的内容。
这样，他的治国学说，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同时也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可以说他理论立意深远。
董仲舒认为治国必须“法先王”。
汉儒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与西方奉行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相比，中国的儒家走上了与民主政治截然相反的道路。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登上帝位之后，下诏荐举贤良之士约100多位，召开了一次最高规格的关于大汉治国方略的研讨会。
在这次会议上，汉儒董仲舒站在儒家立场上，系统地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治国问题，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治国方略。
汉武帝首先解释了召开会议的目的，他说：
“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非常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才请各位文学之士提出自己的治国建议。”
董仲舒以经典《春秋》为思想基础，综合集成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学说。
他通过《天人三策》让汉武帝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
此后，不仅是汉代统治者奉行的官方哲学，而且使儒学成为汉以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
那么，董仲舒究竟为汉代皇权知识分子提供了哪些令人痴迷的“政治产品”呢?
在董仲舒的治国理念中，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天，即“君权神授”。
董仲舒认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哪能这样呢？
战国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形势。
但所谓“百家”，实际上主要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而已。
据《论六家之要指》上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些诸子百家，它们都是出于更好的治理国家，所言不同，皇帝觉得有可用与不可用的地方。
观察阴阳之术，大祥而众人忌讳，使人束缚而多所畏惧。
比较了这些学说，最后汉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
人们常说，汉武帝采用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学说，实行的是“罢黜百家，独遵儒术”，其实并非百分百如此，那是简单地把荀子和董仲舒当成了儒家。
事实上，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从总体上看，汉朝确实用的是荀子和董仲舒的治国学说，是儒法优势互补的荀子“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绝不是纯儒家的学说。
雄才大略的盛世君主刘彻问古今治道，以及天人关系三题，董仲舒对之以三策，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黜刑名，崇儒术，明教化，兴大学，令郡国尽心求贤才。
同时，宣扬《公羊春秋》大一统学说，在思想领域主张，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可见，汉武帝系统地接受了董仲舒的治国思想，那次所举贤良，只录用儒家，史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事实上，董仲舒的学问是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
对当时的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这使得董仲舒将儒家与儒学推向了繁荣时期，他自己也成为儒学的成功实践者。
当然，董仲舒的治国理政思想主要还是源自于他对儒家理论的领会，当时许多人评价他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且长于议论，善为文章”。
说白了，这个董仲舒精通五经，能持议论，善于写文章。
事实上，“德主刑辅”也是董仲舒的王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王道论，是以“春秋公羊学”形态出现的“儒家经学”，不仅决定着汉魏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而且给古文经学的伦理哲学以重要影响。
据说，在汉代以后，“阳德阴刑”是历朝历代司法理论的思想内核，是“引经决狱，秋冬行刑”古代刑法实践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
总之，董仲舒强调的治国理念，比较注重用“大一统”思维来巩固朝廷的中央集权，认为贯通天地人就是王者，与此同时也认为德主刑辅是必要的举措。
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