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声誉主要建立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上。这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至今仍在世界文学长廊中闪耀着光辉。然而，托翁也善于创作中短篇小说。19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生涯的他，基于其在高加索地区和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1855年，当27岁的托尔斯泰一身戎装现身圣彼得堡时，人们眼中的他既是功勋卓越的英雄，又是前途无量的作家。

那是一个令俄国人振奋的时代。战争的失败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登基带来了改革的动力。新沙皇承诺解放数以百万计的农奴，而他们正是托尔斯泰等贵族的私产。文艺界也开始多样化，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派人马，一派将文学视作社会批判的工具，一派认为艺术是人类追求崇高的表现。托尔斯泰伯爵站在贵族这一边，但又有与众不同之处。对他来说，无论多么崇高，小说从来都不仅是语言的艺术，它还担负着道德的责任。终其一生，托尔斯泰践行着这样的写作理念，甚至不惜在八旬高龄断然出走，走向乡野，走向虚无，最后与那个神秘的灵魂融为一体。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托尔斯泰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在1862年与索菲亚·别尔斯结婚后创作了那两部里程碑式的巨著。然而，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托尔斯泰又一次陷入困境——他越来越觉得，如果不能确定生命的意义，他就无法生活下去。尤其是，如果生命必须以死亡为结局，它的意义又在哪里？托尔斯泰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重新激活其巨大的艺术天赋，写出与托尔斯泰主义相一致的作品。《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其中的一篇。

死亡主题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托尔斯泰的脑海里。毫无疑问，这与他经历的死亡密切相关：他的母亲死于1830年，父亲死于1837年，两个兄弟先后死于1856年和1860年，还有其他亲属的死亡以及许多死于非命的同胞。在托尔斯泰的早期小说《三死》中，死亡虽然是一个自然事实，但仍难以让人接受。弟弟尼古拉死后，托尔斯泰曾不无愤怒地写道：“当明天死亡开始折磨灵魂时，现世的一切又有什么用处？”

托尔斯泰晚年写作《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深层动因有两个，一个是直面死亡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一个是对俄国上流社会的厌恶。而毗邻城市图拉的法官伊凡·伊里奇·梅里科夫罹患癌症去世则直接触发了他的创作。托尔斯泰得知其在最后的日子里曾感叹自己的生命毫无意义。他以梅里科夫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呈现俄国上层人士错误价值观的经典之作。

死亡的一边是有限的存在世界，另一边是无限的未知世界。以一个人的死亡为出发点，既可以回望他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向前看向永恒。不仅如此，死亡还提供了一个评估人生价值的视角，即当它与无限的事物相比较时，如何能站得住脚？

《伊凡·伊里奇之死》开始于一个生命的结束。同僚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对自己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同时他们也暗自庆幸死的是他，不是我。而吊唁和参加葬礼又让他们感到厌烦。所有这些反应都是一种逃避，都拒绝面对死亡的意义。但这个念头悄无声息地存在，而且挥之不去，“那神态还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这种警告在彼得·伊凡内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至少对他不适用。这样的反应与伊凡·伊里奇对那个著名的三段论反应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凯乌斯是人，人终有一死，因此凯乌斯终有一死，但那是凯乌斯，不是我。

当时的俄国社会弥漫着虚假和虚荣。伊凡·伊里奇的遗孀在讣告中说她“深感悲痛”。这自是人之常情，但她更多的是欣慰。在与彼得·伊凡内奇谈了一通丈夫肉体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况之后，她显然认为该转到正题上了，先是请教他如何向政府申请抚恤金，然后又询问怎样领取赡养费。这些事她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是想知道用什么法子弄到更多的钱。对话发生在一间充满“东西”的客厅里，其中就有伊凡·伊里奇生前挂上去的那块窗帘。托尔斯泰甚至给这个谈话场景赋予了幽默的色彩。当遗孀走过摆满家具杂物的客厅时，她那件黑斗篷的花边挂在了雕花桌上，而彼得·伊凡内奇欠身帮她解开时，破旧沙发凳里的弹簧立刻蹦起来，往他身上弹。

虚假的世界急于否认死亡的道德意义。上层人士都在回避这个问题。托尔斯泰从死亡的角度回顾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并给出他严厉的道德评判。他的一生是“最简单、最普通，因而也是最可怕的”。这样的人生遵循一个熟悉的模式。伊凡·伊里奇是个好人，做了人们期望他做的事，在政府部门混得风生水起，结了婚，升了官，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惬意，很体面，但却空虚得可怕。它不仅没有道德目的，甚至没有深厚的人际关系。他的婚姻也已经恶化到了彼此疏远的地步。即便在其光明的开端，“夫妻爱抚”也与“新家具、新餐具、新亚麻布”联系在一起。

托尔斯泰不但让伊凡·伊里奇染上致命的疾病，而且还呈现了他可怕的死亡过程。对于其写作目的来说，那样的描述看似病态，实则很有必要。面对死神，伊凡·伊里奇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对头。在医生的怂恿下，他尽可能地逃避和拒绝。医生们无法治愈，甚至无法缓解疼痛，更不会回答“我会不会死”这个终极问题。痛苦在不断加重。伊凡·伊里奇的惨叫声吓坏了家人。生命最后一小时，他终于有了道德上的转变——临终之际，“没有死，只有光。”生命没有归于永夜，而是出现在新的光线中。即便在没有神学没有神话的时代里，这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诗性的慰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凡·伊里奇的结局预告了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最后审判。在那样的审判面前，让他感到光荣的不是世俗的赞美，而是他对先前一切的断然放弃。临终前的出走是他对自己的一生，连同他的小说，惊世骇俗的总结。这最后一步使得一颗伟大的灵魂终于突破了躯壳的平庸，从而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曾鄙视的那种庸常。

原标题：托尔斯泰的道德

文/冯新平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