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事件是怎么回事(水门事件为什么那么严重)

如果说在前几天的阿拉斯加会谈中，除了杨洁篪怒怼美国的场面大快人心，成为人们心中英雄般的存在，另一个因为此次会谈而出名的则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张京，中美会谈已经过去数天，依旧是人们竞相津津乐道的女神。

张京的智商据说在164。超高的智力水平很多人认为不用在科研方面未免可惜，其实大家不知道，作为一名翻译，往往在国际交流中起到一般科研人员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精准的翻译，是成功交流的关键所在。同理，因为翻译不够精准，在世界外交史上引发的严重政治事件也层出不穷。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事件，其严重程度被震怒的周总理定性为：中国外交历史上的最大丑闻。

1972年6月5日，新中国与希腊正式建交。同年12月2日，周伯萍被任命为首任大使。次年3月28日，周伯萍正式向希腊递交国书，开始了他的希腊大使生涯。1973年5月7日，周伯萍赴希腊外交部商定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

这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只要双方协商一些关于时间地点礼仪上的一些细节，也就完成了任务。

对于周大使而言，这种事情早已经轻车熟路。双方很快敲定了各种细节，事情进展极为顺利。

回到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周大使安排翻译去查看上午送到使馆的请帖。可能是因正值午间休息时间，值班的翻译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和中国已经有着外交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邀请中国外交人员前往赴宴。落款的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的名字是科威克。

翻译一个不经心，竟然误以为这是科威特的请帖。当翻译看到时间竟然仅仅剩下10分钟之后，就立刻跑来告知了周大使。周大使忙于事务，也未曾注意到下面的时间竟然是次日中午。一看时间紧急，就即刻带着随从一起去赴宴。

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之下，出现了乌龙事件。

如果事情到此，即便是到了科威特大使馆，这倒也没有什么。毕竟中国和当时的科威特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即便出现误会，也不至于到上纲上线的地步。

然而，巧合地再次发生，直接令事件发展到了成为丑闻的地步。

科威特大使馆距离中国使馆有些远，平时交集不多，没有人知道具体的位置。匆忙之中，周大使忘记问大家是否知道科威特使馆的位置。而当时使馆人员曾经路过另外一个方向上的以色列大使馆。中东的装修风格比较类似，误打误撞的中国使馆人员，竟然将以色列大使馆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

好巧不巧的是以色列大使馆恰在举办招待宴会，见到中国大使的车辆，也未多想，直接上前迎接。刚上任不久的周大使，自然未曾见过对方，下车后连连向对方解释迟到的原因，并对对方表示祝贺。接待人员热情地将拿着捷克斯洛伐克请柬的周大使一行人引入到了大使馆内。就这样稀里糊涂进入到了以色列大使馆的一行人，依旧没有发觉任何异样。

但是在以色列使馆中有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他看到中国使馆人员进入以色列大使馆后极为惊讶。

当时中国和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和中东各国交好的中国，对以色列强硬打压中东各国的做法绝不认同，认为以色列是西方的帮凶。所以，当时中国并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周大使的出现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心中存满疑问的《纽约时报》记者上来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后，就抛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阁下到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翻译再次上演神操作，他将这里翻译成了“雅典”。问题就变成了阁下到雅典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了以色列？

试想，对于翻译后的这个问题，周大使自然觉得奇怪。中国和希腊有外交关系，来雅典和承认以色列之间有什么关联？所以，面对这种驴头不对马嘴的问题，他选择了不予理会。

第二天，《纽约时报》就爆出了：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的头版搜索。并配有周大使在以色列使馆的照片。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阿拉伯国家看到后深感震惊。当时刚刚经历了中东战争，他们和以色列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仇恨。对于以色列的问题极为敏感。纷纷向中国政府求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雅典事件”发生后，消息第一时间被传回了国内。周恩来总理看到后，极为震怒。命令外交部立刻将周伯萍调回国内，并调查事件真相。然后，亲自给阿拉伯国家进行解释这一场乌龙事件。力图将影响降低到最小。

一向脾气温和的周总理，难得一见的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回国之后的周伯萍深知此次事件影响极坏，立刻写了检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恳请组织给予严厉处分。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

5月19日，外交部将这一意见上报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同意”。5月24日，毛泽东看到外交部的报告，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减轻了“雅典事件”的分量。

周伯萍便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仍旧回到了雅典。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雅典事件”是新中国外交历史上毫无疑问的第一丑闻。而这件丑闻的产生，翻译难辞其咎。正是因为此次事件的发生，隶属于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外交学院，对翻译工作更加重视。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事件，力求在第一时间，给外交官员传达对方的准确信息，吸引了大量高智商的莘莘学子进入翻译专业。

后来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努力，这场乌龙事件，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