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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配图最近十年，在神州大地，以消费品零售为重要内容的电子商务，成长迅猛；先如星星之火，继呈燎原之态，至如今，几成铺天盖地、狂飙席卷之势。其态其势，蓦然触发我的幽情。于是，那过往的有关集市及农贸市场的经历或思绪，渐次醒来。我与集市，颇有缘分

头条配图

最近十年，在神州大地，以消费品零售为重要内容的电子商务，成长迅猛；先如星星之火，继呈燎原之态，至如今，几成铺天盖地、狂飙席卷之势。其态其势，蓦然触发我的幽情。于是，那过往的有关集市及农贸市场的经历或思绪，渐次醒来。

我与集市，颇有缘分。我老家新泰市楼德镇，农历三、八逢集。我家就在集市上；祖宅大门外就是集市。六十年前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就是聆听着集市昼间的回声来到这个可爱的世界上的。

我在老家生活了二十年。那二十年，正是新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该时期，国家建设发展的根本路向是“扩公缩私——兴无灭资”。然而，尽管如此，以农民个体经营为主体的集市并没有被取缔；即使在50年代末“共产风”甚嚣尘上，70年代中期“割资本主义尾巴”狂风凌厉的时候，楼德集依然保持着农历三、八逢集，五天一个集的惯例。当然，集市的规模、贸易的内容是要受些影响的。集市能够保持下来，考其原因，并非是因为历史悠久，惯性强大，不容易撼动——文字记载，我祖宅大门外的集市，由楼德泰山行宫庙会演变而来；楼德泰山行宫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而是因为执政党在任何时候——即使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时候——也未丢弃其所秉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莫谈国是。

书归正传。且说集市对于我来讲，确是具有非凡的意义；概括成一句话：它是我认识世界的重要载体，艰难成长的重要环境。

是集市，让我深刻体会到，童年久盼未得的食物，会让人终生难以忘怀，且终生食之不厌。

祖宅大门口有个干货摊儿，摊主是个酱枣色的干巴老头儿，西乡人，幼年的我喊他“梆梆老爷”；他有一个旧板鼓（记不得是卖品还是另有他用），好让我敲着玩，所以有此亲昵的尊称。我很想吃梆梆老爷摊上的核桃和板栗，可是，一直到不知哪年梆梆老爷不再来赶集，也没有吃到。于是，核桃板栗镌刻在了我的心上。1981年夏天，已是五年老兵的我由团政治处下连队采访，该单位代理司务长新泰老乡范长新搞出一大堆核桃招待我，说，吃核桃吧！没时间陪你玩，自己砸着吃，吃多少有多少。那天，我一个人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歇一会吃一会儿，吃了一上午核桃。那豫西伏牛山区的核桃又香又甜，吃得我的太阳穴疼了好几天。但是没有吃“伤”。至今我仍然喜欢吃核桃，也很喜欢吃板栗。

还有羊头、羊肚儿和羊球。有几年时间，祖宅大门外辟为羊肉市；祖宅大门朝东，集市设在门外南北大街上，街东街西，有七、八家卖羊肉的。卖羊肉的是东乡的回民兄弟，他们既卖生肉，也卖煮熟的羊头羊下货（俗称羊杂子）。生肉是将整个羊筒子（砍头剥皮去了蹄子的整羊）挂在肉架上，现卖现割；羊头羊杂子放在一个用白铁片子折成的方形大铁盘里，没煮的羊蹄羊球有时也放在上边，大铁盘则搁在米把高的木架上。往往是生肉卖完很长时间羊杂子也卖不完，尤其是羊头羊肚儿之类，时常剩货，最后由摊主带回家去。有时，不经意间看到仰脸蹾在大铁盘里的羊头，很像是一个帮家长看货摊的小孩，觉得很有趣儿。

我家四爷爷早年在国民政府海军服役，在威海、青岛驻过防，见过世面。1938年，四爷爷参加了阻击日寇溯长江而上进犯武汉的江西马垱战役，负伤后又仗义献血给伤情更重的伤员，导致视力残损，此后流落江西新余，1954年，家中得信由我父亲去接他时，已是百病缠身奄奄待毙之人。接回后，经两年调养，除眼残之外，身体竟基本恢复。特殊的经历造就特殊的性格，特殊的性格决定特殊的作为。他很喜欢我们孙儿辈（世纪之交，我曾以此为题创作中篇小说《槐荫之歌》，发于《新泰文化》创刊号，颇受关注），对有所偏爱者更是爱得无以复加，且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那几年，我们家人口多，没劳力，生活困难，母亲有时做顿“咸糊嘟”（放了黄豆、菜叶和盐的玉米粥），盛饭时搅了又搅，把沉底的豆子舀给四爷爷，他却总是偷偷漱出来，全塞给他所偏爱的我的三弟吃。

四爷爷内心里对我们贫寒的家境很不满意，但嘴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做法是大搞精神会餐，制造美食梦。祖宅大门旁边有个碌碡，那是我们四爷爷的“龙墩儿”，平日里只要天气好，四爷爷总坐在那里，或照看孙儿辈，或自己坐着玩。地当要冲，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左邻右舍见着，热情打招呼；招呼用语千篇一律——“XX，吃了么”——且时辰并不分子丑寅卯。听到招呼，四爷爷便热情回应；若遇到谈得来的，还主动或应询告诉人家吃的什么——于是鸡鱼肉蛋、大米洋面轮番上桌！如果时间是在农历四、九，集市次日，又是羊肉上市的季节，则必定少不了“羊头咕嘟（炖）大豆腐”和“芫荽豆腐皮炒羊肚儿”两道家常菜。于是，一次招呼便化作了一场欢笑。我便在四爷爷他们的欢笑中将人家卖羊肉的大铁盘里的羊头羊肚儿收进了心里，因为至1972年秋天四爷爷去世，我们也没能一起吃过羊头和羊肚儿。

能放开肚子吃羊头羊肚儿，那已是1986年结识了两位文朋挚友以后的事了。此后，也吃到了羊球。我一直怀疑此物是否能吃。当年我把人家大铁盘里的羊头羊肚儿收进心里的时候，有个长年拾集头儿（拣时集市上的残剩东西）高个儿老寡妇偷走了铁盘里的羊球，把那个卖羊肉的回民汉子气笑了。站在一旁的我心里想：那东西能吃吗？所以每次吃羊球，不论如何烹制的，耳畔总要回响起这句疑问。顺记于此，也算作集市一得吧。

是集市，让我童年的心里滋生了一种朦胧的“领土意识”。该意识告诉我，在你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还可以干成什么。

还是羊肉市。卖羊肉的没买卖的时候，便拿着一把短柄细长的板斧剔羊肉。从羊颈椎开始，一路往下剔去。细长锋利的斧头“噌、噌、噌、噌”砍在羊筒子上面发出“咚、咚、咚、咚”的回声，很是耐听。噌、噌、咚、咚唤来几条家狗，各色家狗卷着尾巴伸着头寻食迸在地上的骨肉碎屑，被卖羊肉的吼开，于是夹起尾巴溜走；过后狗再回来，人再吼，狗再溜走——循环往复。那一年，我们家养了一条小黑狗，逢集，我就拴了小黑狗的脖子，牵着它去羊肉市。小黑狗摇着尾巴尽情地寻食迸在地上的骨肉碎屑，卖羊肉的不但不吼我们，而且还冲我笑一笑。我知道这是因为卖羊肉的认识我们，明白他是在我们家大门口赶集做买卖的缘故。

羊肉市南边是鱼市，鱼市旁边是我们大队的代（供销社）销部。卖鱼的多半是西北乡柴汶河边喜欢打渔的人，所卖全部是黎明天打来的河鱼；筐里放的活蹦乱跳，盆里盛的你拥我挤，非常热闹——热闹得热气腾腾，让人忘记了早晨天气的寒冷。在鱼市，我们小孩子们很容易要到一条自己喜欢的小鱼，高兴地捧回家放在罐头瓶子里养起来；因为卖鱼的多半都看见我们是从哪个大门里进出的。其中有个卖鱼的，几乎跟我们成了朋友。他三、四十岁的样子，灰黄脸色，方脸膛，鼓眼睛，稀疏的黄胡子，尘土蒙面的青棉袄，露着半截紫红的胸膛。他一向是放下货，摆好摊儿，起身直奔代销部；隔着柜台一伸手，从代销员手中接过一茶碗白酒，一仰脖子，咕咚咚几声喝干，顺手从连着柜台的盐池子里捏起一粒花生米大小的盐粒儿，手指一甩扔进嘴里，猛漱两下咽下去，“哒！”弹一个很响的舌儿，痛快地深哈一口气，扔下两毛钱，这才回去忙自己的买卖。我们几个小孩都喜欢看黄胡子喝酒，一向都是跟着他来回，他就撅撅黄胡子，给我们做个鬼脸，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

大概是当过煤矿工人的缘故，我成家后嗜酒，给人印象是“酒风”颇正。论及酒风，有时就冷然想起黄胡子来；跟朋友提起黄胡子，有朋友也很羡慕此人的风采，且笑我的酒风原来师出有名。我想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可见童年印象给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有多大了。黄胡子如果健在，已是耄耋寿星——敢问黄翁，尚能酒否？惜乎六年之前，英国的帕金森氏找上门来，与我结亲，土人得洋病，限近酒色，往昔端正之酒风渐飘渐远——观其造化抟人，不亦快哉！

是集市启蒙了我的恋家情怀，使年少的我开始懂得，家，只要是你自己的家，无论它贫、富、大、小，都散发着一种任何东西也不能代替的温暖；唤你走进它，它来温暖你。

那几年，祖宅大门南边不远处，路西有个打锡壶的摊子。打锡壶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徒弟；看长相是爷俩，都是高个子，长脸，老嬷嬷嘴，听说是济宁那边的人。他们到冬天才来赶集，一直赶到旧历年底；多半是赶罢最后一个年集，才打道回府。大概是因为他们所打的筛酒用的锡壶年节时用得多吧。师徒俩很能吃苦，出摊儿早，收摊儿晚。下午，我们几个小学生放学后，总爱围着他们观看。我们爱看他们那个手提箱大小的风箱，水桶大小的火炉，水舀子形状的坩埚，土坯模样的模板……我们喜欢他们那默契的配合——师徒俩干活时，一句话也不说，埋头各干各的。徒弟忙着烧火熔锡，给新打的锡壶磨头遍光；师傅负责制板，打壶，精整精磨。按部就班，工作有条不紊。徒弟那边，风箱响了，炉火旺了，坩埚里的锡锭锡片熔化了，桔红的汁液转瞬变成了乳白色。师傅这边，用大钳子夹过坩埚，将里边滚烫的锡汁儿小心翼翼精准地灌入模板中部的小小的三角孔里，地上的模板随锡汁儿的灌入，四周冒出一圈白色的烟雾。烟雾散尽，掀开上层模板，一张单饼大小的锡箔闪着银光呈现在眼前。他拿起剪子又画又剪；拿过四棱的木棒又敲又打；然后用焊铁横焊竖焊，不到一顿饭的工夫，一把圆锥形的酒壶便成型了。

我们入迷地观看着。

风箱又响起来了。炉火虽不如方才旺，但却显得比方才亮——哦！原来是天色晚了。不太旺的炉火让我们的脸有些温热，但是后背却有些冷——哦！原来是起风了。我们前后看了看，长街一空——原来是集市上已经没人了。我们该回家了。

我们知道，进家门迎接我们的肯定又是家长放学迟归的责备。然而，正是这责备让我们愈发感到家的温暖。

是集市加深了我对毛主席著作的理解，坚定了我对伟人的话是千真万确、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论断的信服。让我更加决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祖宅大门往南百米左右，那几年是集市的中心地带。路东是供销社，路西有新华书店。大概正是由于供销社和新华书店的映衬，显得这作为集市的中心地带并不繁华；所谓中心，仅具地理意义而已。路西是旱烟市，摊子全是地摊儿；卖烟的人四外八乡的都有，皆为壮年以上的男人，集集一排人或坐或蹲在摊子后面，像一排等待开会挨训的社员；神情落寞，内里却藏着心劲。路东的市场不固定，有时是菜市，有时是杂货市，有时是瓜果市，市场随着时令而变更。

且说瓜果市。瓜果市的特点是两个单一：品种单一，几乎全是西瓜和甜瓜。 卖瓜者单一，全部是生产队集体经营，卖瓜者均为所属生产队男性社员，老少对半；老的和蔼可亲，儒儒雅雅，少的高门大嗓，兴兴冲冲。整个瓜果市，一派蔼然朝气，较之对街的旱烟市，判若两个世界。那时，农业生产以粮为纲，基本农田不允许种植瓜果之类的经济作物，头脑灵活一些的生产队干部，便以集体收入匮乏为由，请示上级辟出几亩薄地种点瓜果，集市上卖卖，充作办公经费。用今天的话说，时令瓜果是孩子们的最爱，然而最爱最爱，没钱等于白爱。于是，内中就有胆大心细、聪明调皮有心计的同学少年打起了偷瓜的主意。

于是接竿而起。这些少年曾当过红小兵，很有组织纪律性，也讲究排兵布阵，也讲究偷瓜战术——通常是五个人一组，主偷者是当然的组长。组长蹲在瓜摊前装作买瓜人，把个目标物拍拍打打，挑挑拣拣；组长左右各站一人充当掩护；负责分散卖瓜人的注意力，身后或蹲或站两个人，负责接货；组长选定目标后，趁卖瓜人不注意，一撅腚，将目标物从裆底下送出，然后继续挑拣。约摸接货的已安全走远，方才装作没相中瓜的样子撤出阵地，左右两人随之撤离。

就这样如此这般地，一季下来，各小组总要活动个三次两次的。他们屡战屡胜，次次得手；同样，一季下来，偌大一个瓜果市并没有一个报告有失盗问题的摊位。偷瓜少年们自以为他们的战略正确，战术高明，其实他们错了——大错而特错！“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小孩子心眼再多也不如大人的齐全，偷瓜的手再快也快不过卖瓜人的眼睛！只不过人家卖瓜人的眼睛一只兴兴冲冲地睁着，另一只儒儒雅雅地闭着，两只相加等于没看见罢了。仿佛是，在卖瓜的大人们的眼里啊，贫穷的孩子们偶尔偷个嘴吃是不应算作盗窃的。

我自幼胆小怕事，长大上学后——不是自吹——一直是三好学生行列的学生，思想行事一向钉就是钉，铆就是铆，坏就是坏，好就是好，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听，怎么讲就怎么信，思想不会拐弯，因此，是不会想到卖瓜的大人们那种活思想的；即使是听到了，也绝对不会相信。所以，那一次当我被两个要好的初中同学裹胁充当偷瓜小组的“掩护”后，内心里觉得犯了天大的错误，行动上吓得筛了糠，整条左腿无法控制得抖动不停（四十多年后罹患帕金森，每遇紧张情绪便出现此种症状——这不明原因的疾病呀，焉知不是那次种下的病根），等战斗结束，一组人马跑到河边的紫穗槐丛中分享战利品时，我的左腿还在发抖。抖抖索索地吃了几口西瓜，不一会儿，肚子却疼痛起来。直到我自以为找到了原因，疼痛才得以缓解。

寻找病因的过程用了不到三分钟时间，然后头脑里亮光一闪，只一瞬间结果就出来了——病因原来是毛主席著作《别了，司徒雷登》里面的一句话。

该学期初中语文课有篇重要课文，是毛主席的著作《别了，司徒雷登》，前几天我们刚学完。《别了，司徒雷登》第十三自然段最后两句话，毛主席连用了两个典故，读起来朗朗上口。我们的语文老师凭借其男高音用当地普通话直读得抑扬顿挫，兴味盎然——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刻我便想起了老师对“嗟来之食”的解释；正是这解释缓释了我肚子的疼痛——

“嗟来之食：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食物。”

今天看来——即便当时也是如此——这解释显然不对，但那时就是这个样子。那时的语文课全靠老师讲授，而老师手中那极其有限的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参考资料，对成语典故的解释不讲出典，只讲引伸义，比喻义——大概是出于反封建的需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吧！嗳！实实地使受教育者一知半解呀！真真地误人子弟呀！

却说肚子不再疼痛了——真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背上却冒了一层汗，心想，毛主席把世界上的事情全看透了，把人类该说的话都说尽了；做人你只管按照他的话去做就行了，不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是集市，让我实实在在地懂得（看到），我们中国的的确确是一个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这样一个汪洋大海里建设世界大同式的共产主义，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想用阶级对阶级专政的方式迅速达此目的，恐怕是缘木求鱼。

这与旱烟市有关。旱烟市的位置，面貌及其经营者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就整个集市来看， 旱烟市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所卖货物不只限于当地自产自销的土产，间有本省昌潍烟、临沂烟，甚至有东北关东烟。当时政策规定，集市贸易只允许卖当地自产自销的产品，个人经营外地商品，属于私贩，是不允许的。奇怪的是，工作认真负责的集市管理人员执行政策时，唯独对旱烟市网开一面，跟卖瓜人一样睁只眼，闭只眼。个中原因，据说是因为当地烟太少了，实在是供不应求（那时抽烟的很多，农业人口中，成年男人半数以上会抽烟；“喜酒闷茶腌臜烟”的理论得到普遍赞同，深入人心），如果管得过严，烟价就上去了，吃亏的还是穷老百姓——有钱的人谁还稀罕抽这又呛又辣的老旱烟呢！

理由成立。但是抽烟买烟的烟民似乎不这样考虑问题。烟民们似乎认为，他们卖烟的，能争取到种烟卖烟的资格已经是沾了光了，再夹杂着贩卖一点儿，不就更沾光了么？不行，光不能都让他们沾了，咱也沾他一点儿！于是，有自觉理直气壮的像我一样家住集市旁的年轻烟民便直接付诸了行动：抽蹭烟儿。逢集，他们下地干活时路过旱烟摊儿，往往三、两人结伙，装作买烟的，蹲在烟摊儿前，其中一人掏出预先裁好的纸条（卷烟纸），卷烟尝烟；先尝后买似乎是卖旱烟规矩，摊主热情照应着。“买烟的”抽上两口，不是嫌呛就是嫌辣，还找证人似地递给同伙尝尝试试；同伙抽一口，连喊呛呛——辣辣，把烟还回去，“买烟的”接过烟在地上揿死，把一大截残烟装进口袋，起身换个摊位去“买烟”。随摊位的转换，“买烟的”也轮番更换。如此三、五轮下来，一天干活就有烟抽了。

抽蹭烟儿的几乎集集都“买烟”，而卖烟的也集集像照应不认识的生客那样照应他们，居然始终相安无事。大概所谓旁观者清吧，我从那些神情落寞，内里藏着心劲的卖烟人眼里，看到了一种鄙夷和仇恨，那鄙夷和仇恨牢牢盯在了蹭烟者的后背上，让我很替他们难过；因为那些蹭烟者 我几乎都认识。

那时我已高中毕业，回家当了人民公社社员，官讳所谓“回乡知青”（一笑）。有三、四个蹭烟者是我们生产队的，年龄比我大几岁，曾上过几年学（自谦说能认得自己的名字），很小就回家参加劳动，现已是生产队的“棒劳力”，农业生产的全面手。按街坊论，我或长称他们“X叔”，或尊称之“X哥”，他们都对我很好，干活时很照顾我，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当时，我正痴迷于张春桥、姚文元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文章，于是顺手把几个蹭烟者拿过来，对照张、姚雄文，进行了解剖研究。心得笔记如下：

1、无论从身份、职业、思想、行为哪个方面看，蹭烟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小生产。蹭烟者，身份：农民。职业：务农。思想：好沾光，而且是阿Q式的，搞绝对平均主义（小尼姑的脸蛋儿，和尚摸得，咱也摸得）。行为：蹭烟抽，而且理直气壮。

2、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小生产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

3、在我们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思想上，要对小生产进行教育（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防止他们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思想；措施上，要对小生产进行全面管理，严防他们自动滑向资产阶级；行动上，对现有的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4、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具体方式是：政治上消灭他们，经济上剥夺他们，文化上打倒他们——即解放后对地主阶级的办法。被专政的阶级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

5、几个问题或几点疑问。

①农民是小生产的身份特征。可是，我国现在的农民还有一个身份是人民公社社员，按照现在的社会分类，人民公社社员仍然是农民。那么，人民公社社员又该是何归属？也是小生产吗？

②中国是当然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里行驶的舟船自然是无产阶级。那么，按照阶级对立的逻辑，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推论，在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组成的汪洋大海里行驶无产阶级的船，岂不随时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③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劳动改造是被专政阶级的唯一出路。那么，被专政阶级的劳动所创造的算不算社会财富？如果算的话，他们的劳动能不能为社会创造保质保量的财富？

④我与蹭烟者们的区别在哪里？身份相同，职业相同，根本区别在于思想（思想指导行动）不同。我想的是辛勤劳动、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世界大同一类共产主义概念——对，我是一个思想上的共产主义者！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能存在下去吗？

于是，写完心得笔记，我用一个思想上的共产主义者的目光来看集市时，就盼着它快快消亡了吧……

原载：《新泰文化》作者：麻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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