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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能在秦始皇之后，被毛主席提及的汉武帝刘彻，就是今天的主角。汉武帝刘彻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和秦始皇齐名，在位54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汉武盛世”，今天就一起走进这段历史。
汉武帝刘彻的父亲是将“文景之治”推向顶峰的汉景帝刘启，刘彻16岁那年，汉景帝已经病重，时日不多，但仍带病为刘彻主持加冠仪式，在古代，16岁就是成年，加冠仪式实际上就是成人礼。十天后，汉景帝病重逝世，刘彻顺利继位。
年轻的汉武帝本来就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无论政治能力还是人脉关系上都处在一个比较弱的地位。因此刘彻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选择韬光养晦，先依仗太皇太后窦氏和太后王娡的外戚力量，朝中的大事小情，事无巨细，统统“奏事东宫”，就是向太皇太后和太后汇报国家大事。并且任用太皇太后窦氏的侄子窦婴为丞相，太后王娡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蚡为太尉。然而窦婴和田蚡在思想学派上尊崇的是儒家思想，刘彻做太子时，他的老师也是一位儒生，因此刘彻自身也很推崇儒家思想，分别任命了儒家学派的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样一来，掌管国家大事的丞相，掌握军权的太尉，以及负责京城安保的郎中令全都尊崇儒家思想，就和汉武帝刘彻在学术方面形成了统一。
然而太皇太后窦氏是从汉文帝时期就一直信奉黄老之学的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守旧派”，她尊崇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结合严格的律法来治理国家，很不喜欢儒家那套礼仪制度，从而形成了太皇太后和大臣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开始疏远自己的侄子：丞相窦婴。
汉武帝刘彻尊崇儒家思想，听信儒生们的建议，想要到泰山封禅，修建明堂。所谓明堂就是帝王宣明政教，会见诸侯，祭祀先祖的地方，如果明堂建成了，国家的整体学术思想就要从黄老道学改为孔孟儒学，这件事让太皇太后窦氏感觉到不安，大力阻挠汉武帝修建明堂。刘彻犹豫不决的时候，御史大夫赵绾请求刘彻不要再将国家的政务大事向太皇太后禀报，窦太后听说后勃然大怒，秘密派人搜集赵绾和王臧的罪证，要求刘彻将赵绾和王臧打入大牢，不久后二人死于狱中。
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也被罢免，改任许昌和庄青翟为丞相、御史大夫；明堂等儒家礼制也被废弃。汉武帝早期的“学派斗争”以窦太后一脉的获胜告一段落。
刘彻对这件事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但是王太后劝告刘彻：“你刚即位，大臣还没有完全服从，就先搞明堂，惹恼了太皇太后，我听说你又忤逆你的岳母长公主刘嫖，得罪她们母女，妇人容易得罪也容易取悦，你一定要慎重。”
刘彻听从王太后的劝诫，决定继续韬光养晦，表面上沉湎于游玩和打猎，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为自己以后雄图霸业做基础的举措，比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派严助讨伐闽越，也以此来转移太皇太后的注意力。
五年后，窦太后病逝，刘彻开始完全掌控皇权，先是借口许昌和庄青翟办理丧事不力，将二人罢免，启用自己的舅舅田蚡为丞相，任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刘彻对田蚡几乎是言听计从，对窦氏一族开始渐渐疏远，原来的丞相窦婴也就失去了权势，闲赋在家。
丞相田蚡受到汉武帝的宠信，手握大权后就开始骄横无礼，公然向窦婴索要封地，并向汉武帝弹劾窦婴的亲信灌夫，说灌夫横行霸世，让百姓受苦，请求查办。汉武帝批准并让田蚡自行处理，窦婴和灌夫也抓到了田蚡接受淮南王重金，意图不轨的把柄。后来田蚡还是用对皇帝不敬的借口把灌夫抓进了牢狱，窦婴想要营救灌夫，就到汉武帝面前和田蚡当庭辩论，汉武帝迫于王太后的压力，以及刻意疏远窦氏外戚集团，先后借口处决了灌夫和窦婴。不久后，田蚡也重病不起，传说田蚡声称自己见到了窦婴和灌夫的冤魂向自己索命，最后惊惧而亡。
这场外戚斗争也以两败俱伤为结局完满结束。
汉武帝失去了这些重臣，就开始启用外戚以外的贤能之人，再次开启了他推崇儒家思想之路，先是任命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并且封为平津侯，打破了非列侯不得为丞相的惯例，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同时请来了已经辞官的大儒董仲舒，并向董仲舒策问国家大事，又称“天人三问”。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策，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董仲舒出生在大地主阶级家庭，家中藏书非常多，推崇《春秋公羊传》，30岁就开始招收学生，授课讲学。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为后世千年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自己的宏远抱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社会环境经历了长年累月的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快速发展了经济，可以说是国富民强，然而七国之乱后潜藏的分裂局势也一直是汉武帝集中皇权的隐患，汉武帝早有征讨匈奴的雄心壮志，必须要保证国家安定。没有内乱的困扰，自己才能安心出征。
当时的汉朝虽然国力强盛，但是一方面是诸侯王的潜在威胁，另一方面汉高祖刘邦留下来的大量列侯，也就是地主阶级，垄断了田地的租用和税收，很容易造成百姓的不满造成农民起义。
董仲舒认为想要让国家不出现内乱，
首先要统一思想，让百姓做事情全部都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礼仪和准则，其他各派思想只会迷惑百姓的心智，因此要罢黜百家；
第二要限制地主阶级的垄断，缩小贫富差距，去除严苛的法律，而是以德治国，提高地主阶层的德行，让百姓安居乐业；秦末时期就是因为严苛的律法导致农民起义，所以保障农民的利益，认为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起义。
第三是限制皇权，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而董仲舒借用秦末起义，将百姓比作是天，认为对百姓施加恩泽，百姓就会感恩皇权，那么“天”就不会有灾祸出现，所谓“天赋皇权”其实也就是百姓给了皇帝安心治国的保障。然而这一条往往都被历代君王误解，认为“天”是浩瀚缥缈的无尽宇宙，是天命，天意。而董仲舒在这个时期提出的“天”实际上是借喻百姓。
董仲舒提出“摆出百家，独尊儒术”更像是为民请命，为百姓谋取福利，而同时，汉武帝刘彻想要的正是稳定的社会环境，非常赞赏董仲舒在“天人三问”中的回答和他的思想方针，于是采纳了能够统一思想，限制地主阶级，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的治国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也为汉武帝后期征讨匈奴，连年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此学术斗争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得到了彻底的胜利，当时的学术研究，只要不在儒学范畴之内，统统不得发展。
丁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