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十全老人”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是满清入关、定鼎中原之后的第四代君王。乾隆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 执政时间最久又颇具争议的封建皇帝，生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活了89岁。其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后虽传位给嘉庆，却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训政三年，躬历四朝，亲见七代，其身体之强健，精力之旺盛，是历代帝王无法望其项背的。乾隆是一位幸运儿。经过祖父康熙的开创基业和父亲雍正的严肃整饬，到乾隆继位时，清朝正处于稳固状态和持续发展中，说他是坐享其成似乎并不过分。不过，作为一位有才能的皇帝，他没有躺在祖、父的余荫下呼呼大睡，而是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把“康乾盛世”推上巅峰。　

史载，到乾隆末年，中国总人口数已达三亿，占彼时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清朝的ＧＤＰ在当时也是排位靠前的，至少能进前五位。论综合国力，不能说是世界第一，但在亚洲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周围邻邦无一能与之抗衡。彼时的中国很有些天朝大国气象，“康乾盛世”如烈火烹油已发展到了极致。但乾隆又是不幸者。中国封建社会早已日薄西山，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回光返照，乾隆纵使英明神武，毕竟已无力回天。面对国内的人口压力，国外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之觊觎，乾隆的一切举措，从未逾越封建制度藩篱半步。政治上一味强化君主专制，外交上盲目自信，闭关锁国，经济上仍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无法把社会引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与进步。他大兴文字狱，扼杀进步思想，遏制科学精神。他沉湎于自己建立的“十大武功”，并沾沾自喜，晚年的他自诩“十全老人”，还命人镌刻了一枚“十全”宝玺，寓意十全十美。该打的仗打了，不该打的也打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还兴师动众六下江南，不仅花钱如流水，对地方的扰动甚大，引发民怨无数......乾隆后期，中国（清朝）由盛转衰，当时英国使节马嗄尔尼将大清比喻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有些刻薄，但也绝非言过其实。

纵观乾隆，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好”皇帝；但从世界史的角度横着审视乾隆，你会发现大清落伍了，乾隆也跟不形势了。乾隆死去不过半个世纪，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锁闭的国门，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淖。因此，过于拔高他或过于贬低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失公允。

乾隆六下江南，财力物力耗费惊人

乾隆效仿乃祖康熙，也来了个六度南巡，财力、物力、人力的耗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第一次南巡，仅应准报销银两就达到568300余两，这还不包括大量难以统计的绅民捐赠、地方摊派。在南巡途中，乾隆讲究排场，用穷奢极欲形容并不过分，以吃喝为例，专门从北京携带乳牛75头，御膳房用羊1000只、肉牛300头，预先驱往宿迁、镇江等地，后来又陆续源源不断地补充运送，难计其数。每天还要由北京运送或由所经地方供应冰块、泉水。此外，沿途地方官员和绅商还要进献食物。史载，乾隆第三次巡幸江南时，仅两淮盐运使金辉就置办香纱、宫扇、果脯等贡品，并进膳两次，菜品有山珍海味及时蔬果品，共耗银2700余两。

地方官员为讨皇帝欢心，竞相比赛，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就连乾隆自己都承认：各省添建屋宇、点缀彩灯未免徒滋繁费（有点虚）。史载，乾隆第五次南巡时，镇江知府和属下官员在运河边布置了一个巨大的仙桃，绿叶映衬、颜色红翠鲜艳。当乾隆御舟驶近时，突然烟花盛放，鞭炮齐鸣，巨大的仙桃从中轰然分开，桃子里赫然现出一座可以容纳百人的戏台，一群戏子咿咿呀呀正在演出寿山福海戏。苏州地方官和富商为了迎驾，大肆修建、扩充园林。本来已荒芜衰败成为民居的狮子林，经过当地官员不计成本地修复 ，竟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美轮美奂的江南名园。

江南人文鼎盛，经济发达，富甲天下。当地的商人们为了准备乾隆南巡，比地方官更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挥金如土更是少不了的。他们平时依靠官府，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特权（譬如官府特许盐引）获取大量钱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每次，乾隆南巡，他们都积极参与筹办，主要是出钱出力，目的是为自己赢取新的荣誉与权势。

在乾隆第三、五、六次南巡时，两淮盐商每次均捐银百万两。在第五次到江南巡游时，江浙盐商捐银六十万两，长芦盐商捐银十万两。盐商属特许经营，本大利多， 大都富可敌国，对于他们“踊跃急公，捐输报纳”，乾隆均予以笑纳，并想办法给予补偿。由于乾隆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巡游江南，盐商们花的钱犹如“淌海水一般”，有些还因此破了产。据记载，乾隆第一次南巡时，扬州平山堂行宫原本没有梅花，盐商们觉得景色单一，就捐资种植一万株梅树，以作点缀 ， 乾隆果然龙颜大悦。

乾隆六次南巡，竟然将康熙、雍正积攒下的家底挥霍一空

由于乾隆接二连三到江南游览，地方官员和江南富商都不惜耗费巨资，结果总计去了六次，仅国库里的公帑开支就达2000多万两，再加上其他支出，糜费达到数千万两。清朝百余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几乎被他用之殆尽！南巡造成的浪费，成为造成乾隆后期清朝国力逐步衰竭的首要原因之一。

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南巡，社会危害剧烈，引发民怨沸腾

乾隆每次南巡，随游的文武大臣众多，护卫、夫役更是数不胜数，对江南社会的危害甚烈，弄得怨声载道，谘议汹汹。比如首次南巡时，两江总督黄廷桂“驭下严催督急”，征调、科派不已，弄得人心惶惶，百姓怨怒冲天。丹徒县令负责督修御道，不忍心逼迫百姓迁坟，把御道绕了一里多路。黄廷桂知道后，勃然大怒，命他捣毁坟墓重修，否则就以“大不敬”罪严惩。丹徒县令辩解说：“难道皇上从京师到丹徒，沿途都是直行，连一个弯都不拐吗？他又不是秦始皇，听到江南有掘人祖坟之事，会无动于衷吗”？黄廷桂理屈词穷，只得作罢。

在此后的数次南巡中，各地方官吸取了两江总督黄廷桂的教训，将皇帝南巡最主要的负担全都转嫁到商人身上。在乾隆巡幸途中，几乎所有的行宫、名胜都由富商掏钱修建。据史料记载及不完全统计，六下江南，仅扬州一地的盐商就砸下重金为乾隆帝修葺亭台206座，建楼廊6164间，这些建筑皆不惜工本，非常考究，富丽堂皇，花费巨大。 乾隆对将开销转嫁商人的做法深表嘉许，数次夸和珅会办事，这样也确实减少了出巡对底层百姓的直接扰累，但另一方面却严重的危害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商人精于算计，不甘心坐受盘剥，事后必定千方百计加强对百姓的搜括、贪污官引等办法，减少、弥补自己的损失，这又严重损害了清朝财政与社会稳定。

最重要的是，皇帝巡幸中纵情享乐、奢侈靡费之举，无疑助长了东南大小官吏享乐之风，加速了地方政治的腐败，同时也使整个社会陷入浮华、挥霍、颓废的不良风气中难以自拔。以河工为例，乾隆本来宣称自己南巡的重要目的是治河，构筑堤坝，疏通河道，消弭水患，造福江南百姓，但到他执政末年，却“河工未见害先见”，究其原因在于官员贪污腐化。据记载，彼时南河岁修银为450万两，但据知情者言，若将这笔防洪经费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真正用于治河，即可保海晏河清，平安无事，然而官员们连这最起码的要求都做不到，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河务上都敢弄虚作假、损公肥私，把专款专用的治河经费变为供自己享乐之资，其结果是素称膏腴之地、富庶繁华的江南， 江河连年泛滥成灾，江淮大地在水患的威胁下，民不聊生，清廷的财政收入也因为百姓生活凋零和经济凋敝而受到严重损害。

乾隆晚年时的悔悟

乾隆帝晚年曾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做无益害有益”。由此看来，已到暮年的乾隆自己也认识到了南巡的消极作用。当嘉庆也打算效仿父皇南巡时，直隶总督吴熊光便拿出乾隆爷的话来坚决谏阻，嘉庆遂打消了出游的念头，以后清朝的皇帝也再无南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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