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江南十校联考(安徽七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怎么样)

应该还可以。

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互联网公司，总部位于安徽合肥，旗下产品“七天网络阅卷”已成为网阅行业新一代标志性产品，目前已被中小学及其他教育机构广泛采用。“七天网络”以成为国内最大的中小学网上阅卷服务提供商为己任，全体七天网络人在“七心高照”（恭敬心、谦虚心、服从心、理解心、超越心、包容心及感化心）的企业文化引领下，为实现企业宏伟的目标而奋斗。“七天网络阅卷”是七天网络（septnet）自主研发的云服务、多租户、普适性网络阅卷软件，采用“云存储+浏览器”模式设计，不仅操作简单，而且易用、易维护，用户只需“1扫描+2评阅”即可完成繁重的评卷任务和复杂的考试数据统计与分析。“七天网络阅卷”是首款面向学校用户，可依据学校用户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的互联网服务，采用“云存储”模式建设，学生答题卷存储在云端，学校用户只需互联网接入，无需购置网络阅卷软件和专业服务器即可建立校级网络阅卷平台。·互联网阅卷，全面支持跨区域的校际联考联改。教师可以在家或办公室等任意有互联网接入的环境完成阅卷任务·支持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和学生访问阅卷系统。校长可以查看所有年级的考试数据和分析报表，年级组长可以监控和督促教师评阅，查看本年级各班考试数据和分析报表，班主任可以查看本班考试数据和分析报表，学生可以查看本人考试成绩、本人答卷、优秀答卷，也可以查看本人本次考试的学科成绩均衡性雷达图，每科每题的成绩均衡性雷达图。从2013年8月份开始，相继为安徽省六校教育研究会、安徽省江南十校联谊会、安徽省皖南八校联谊会、安徽省江淮十校协作体所属等六十多所省内名校常年提供网上阅卷平台。

您好，很高兴回答你提出的问题，针对于你提出的问题，微谈论将帮你解答。

安徽高三模拟考试中有几次比较大的联考，如江南十校联考、皖南八校联考、合肥二模、皖北联考等。大的模拟考试试卷质量、模拟分数线划定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能够反应考生目前的水平。受外部因素影响，往年合肥二模一般在三月底进行，连续推迟两次，前两天测试结束，分数已经公布。分数知道，但部分高中模拟分数线没划定，合肥二模多少分能够达到本科线，一本线呢？

微谈论老师对比，2019年二模与2020年二模难度系数，以及2019年二模分数线。推测：2020年合肥二模理科本科线370分，理科一本线425分。文科本科线达460分，文科一本线520分左右。具体为何这样预测，微谈论分析一下自己的观点。大家应该也在网上查询到合肥市二模理科平均分与文科平均分。理科425分，文科410分，在难度系数方面，理科数学、物理、化学三门科目显示难度系数最大。其实，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长时间不开学数学、物理肯定会考的一塌糊涂。文科中数学、地理两门科目显示难度系数较大。整体上比一模分数出现大幅度下滑现象。

与去年二模平均分相比，理科平均分基本呈现持平状态，文科平均分比去年上涨10分，我们可以拿2019年二模分数线加其他因素，来推测2020年合肥市二模分数线情况，基本上就是微谈论老师预测的那个分数。如果你问微谈论老师合肥市二模考多少分能够上一个公办大学，微谈论老师给出的建议是理科400分以上，文科500分以上。

如果你想要考更好的高校，那么就可以根据模拟分数线差来衡量自己水平，理科超过模拟一本线120分左右，211高校问题不大。文科超过模拟一本线60分左右，211高校问题不大。越好的高校录取分数当然越高，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在高中年级排名，以及结合往年所在高中高考情况，来推测自己的目前水平。无论怎样，模拟考试与高考都有真实差距，哪怕试卷仿真的与高考一样，但考生的心态也不会与高考一样，那么也会影响整体情况。大家应该平静的对待合肥二模分数，考的好的要继续加油，考的差的要继续努力。没到高考之前都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当年微谈论老师班级里面，两个女生任何模拟测试都没达到本科。高考一个考上二本，一个考上三本。

高考延迟一个月，利弊都有。大家接下来更要以二模测试为基础，调整自己复习策略，复习方式，抓住延长的时间，让自己不会的知识点一点点补起来，高考就基本没问题。

以上就是我的见解，欢迎大家评论、交流。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每天都会分享自己的见解。如果你有其他不同想法的，也可以评论交流。

只有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九大美院和几所独立院校（如江南大学设计类）需要参加校考，除去这些学校，其他所有，有艺术类专业的综合大学都是看联考成绩的。

北京印刷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专业要求较高)、大连工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专业要求较高)、江南大学(专业要求较高)、景德镇陶瓷大学、天津除南开以外的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

艺术生是指报考艺术类院校艺术专业或普通高校艺术专业的考生，艺术生与其他类型的考生不同，除了需要参加高考以外，还必须要参加本地区组织的，或者是所报考学校的专业考试。

民初教育主管部门对如何招生及采取何种方式招生等并无明确规定，大学院校则常面临连合格的中学生都不易得的窘境，科学而严密的考核并不合时，本、预科招生更重学历文凭而非选拔考试。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等要求各院校本科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预科生“须有中学毕业证书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只有当中学毕业生超过定额时，才“应行竞争试验”。

随着教育发展和合格生源的增加，“竞争性试验”逐步成为各院校的主要招生方式。1917年教育部新规明确要求大学预科招生时，除“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中学毕业同等学历试验，得有及格证书”外，还必须在入学时“受选拔试验”，这可看成民国大学招生考试的制度起点。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在要求各大学取消预科的同时，规定“国立大学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对于私立院校和教会院校，教育部要求学校应规定学生“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等条件并需报教育总长认可。1933年教育部进一步将“学生入学资格合格，在校成绩良好”作为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注册立案的条件，敦促他们重视学生考试。1940年，教育部禁止私立大学及教会大学继续招收同等学力学生，同时“得派员监视”其新生入学试验。事实上，在此之前，私立大学已较普遍地采取考试方式来招收学生。因此“现实的招生”“大体都用考试”，“民国青年们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断前进，所依靠的只有‘一年一度的考试’”。

当然，考试之外，民国院校也确实有其他学生选拔方法，比较重要和涉及范围较广的主要是“认可中学”制度和保送制度。是否招收同等学历考生也是民国大学招生中不断争论的问题，但同等学历讨论的是投考者出身或资格问题，并不涉及考试形式替换的问题，因此本文暂不对此作讨论。所谓“认可中学”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开始推行的一项招生制度。当时美国大学同样面临合格中学生紧缺、生源紧张的问题，为此有些大学开始对本地中学进行考察，符合条件的便与之建立“认可关系”。从“认可中学”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进入大学。1870年密歇根大学在所有州立大学中率先实施了一套程序，该校教授们根据此程序有系统地考察全州中学，任何一所通过考核的中学，都能获得大学颁发的证书，其毕业生则可保送进入密歇根大学。随着密歇根大学的尝试成功，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在全美高校得到推广。中国的教会大学多为美国人创办，这一制度也随之被引入，成为教会大学在考试之外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任职教育部高教司科长的黄龙先认为，“美国大学入学方式有三，一为各大学个别举行入学考试，二为大学合组入学考试委员会，共同考试，三为认可之中学保送入学”；而“我国大学所采入学考试办法，就是美国的第一种方式，由各校个别举行入学考试”；“第三种方式教会大学多数是采用的”。认可中学”制度赋予少数中学以特权，使其毕业生能够绕开考试升入大学，必然会对生源构成产生影响。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以及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皆有自己的“认可中学”。圣约翰大学曾将上海的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和民立中学以及扬州美汉中学、安庆圣保罗中学、宁波斐迪中学和泉州培元中学等定为“认可中学”。沪江大学曾允许苏州晏成、杭州惠兰、宁波浸会、上海清心（美国北长老会）以及监理会等17所男校和4所女校毕业生，只要有中学推荐书和毕业文凭，可不必考试而入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必须考试合格才可录取。其他部分公、私立大学也有类似“认可中学”制度。如南开大学有“承认中学”的规定；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曾允许本校附中毕业生直升入学；同济大学规定本校附属高中、德文补习科毕业生可直升大学，其他高中毕业生需要考试及格后才能录取。

教会大学的“认可中学”通常都是同一系统的教会学校，国立或私立大学的“认可中学”通常是自己的附属学校。

统一招生时期，教育部还推行过“保送制度”。1938年教育部在推行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时规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保送会考成绩优秀学生，以高中会考及格学生前列15%为限，国立各中学保送毕业生，以毕业成绩列甲等(总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为限”。由于保送制度容易滋生流弊而颇受诟病，1939年国立各中学保送毕业生的制度被取消，高中会考优秀学生保送名额也被压缩至10%。会考说到底仍是考试，优秀者还要再参加大学组织的复试审核。因此，考虑到“认可中学”和“保送制度”推行的时间、范围和形式等，考试仍旧是民国学子进入大学的最主要途径。

就考试程度、考试科目和考试语言等而论，民国大学招生考试经历了从早期杂乱无章、各自为政且多以英文考试为主到考试科目相对固定、以审定教科书为范围和以中文出题作答的转变。以英文考试为例，1911年北洋大学招生，学生英语要达到能解读普通英文，娴熟普通英语并能直接听讲、自做笔记的程度。法律专业考生，除英语，西史、理财学等均用英文考试外，普通科学考试还需要用英语口答。工业专科考生，算学、物理、化学和其他学科都用英文考试。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指出，当时中学与大学教育不能很好衔接，一半是因为“中学校之程度参差”，一半是因为“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校之招考办法不一”。为此，教育部一方面要求各中学“认真授课，俾使毕业时适合相当程度”，一方面要求各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预科招生“命题概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勿使太过不及，至于衔接有所妨碍”。此后，应教育部要求，各院校在招生前会公布本校招生专业、招生名额、考试科目和大致要求等，有一些学校还提供指定教材，汇总成招生简章，以便于学生应考。如1920年北京大学招生简章对招生的知识要求：

国文，大学预科的为解释文义、作文及句读，大学本科的是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的流变。外语，大学预科的是文法和翻译；本科为曾读过数种文学，能列举及批评其内容，能以中外文互译，能作文无文法上的谬误。数学，大学预科为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大学本科的为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

随着信息公开和各级教育发展，高校间的招考科目趋于相近。以1931年清华大学招考科目为例，主要考7门，包括政府要求必考的党义1门，学校必考的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和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4门以及选考的2门（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地理）。有人指出，大学招考的大致规律和应考的基本原则是：“各学校入学的考试，通常是注意国文、数学和外国文，其次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文虽不是一时的准备所能有进步的，但是现在国文的入校试验，不独注意写作，还注意于文学史和文学方面的常识、、数学的公式、外国语的文法和习语、物理学的定理、化学的方程式、博物的现象和特征、史地的因果、关系和文化关系，各科有各科的注意点。”

但若深入院系或专业层面，考试科目也有所不同。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学校之间，不同的学院间，招生考试科目都不尽相同，因此，同时报考三校的难度很大。中央大学各院系的考试科目基本相同，包括党义、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生物和中外史地7门，投考理工两院还须加考大代数和解析几何。武汉大学文法两院只考国文、英文、数学、中外历史及中外地理5门，投考理工两院者，不考史地，考物理、化学或生物等科目。浙江大学的文学院不考理化，理工两院不考外国史地等。

更为重要的是，各校招生还存在着考试内容、指定教材和考试难度等的重要差异，不仅对考生的文化和知识形成了差别要求，更形成了不同大学对考生家庭条件的差别要求。

首先依然是对考生外文能力的要求。著名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对此偏好明显。1919年教育部已要求各大学招考除外语考试外，其余科目必须用中文出题并作答。但上海交通大学在1931—1933年间，除国文和党义外，其他专业课考试全部用英文试卷。1934年，该校工程学院与管理学院出现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考试，考试题目中英文并用，其他各专业科考试仍为英文。1935年后，该校国文、党义以及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全部用中文卷，其他科目开始中英文并用并可以使用中英文作答。上海圣约翰大学可能是招生最为强调英语能力的大学。。该校招生考试一般包含7门科目，其中英文要考2门，分别是英文文学和英文文法，这在目前笔者所见的几十所院校招生考试科目中绝无仅有。英文文学和英文文法分别指定了11本和8本英文原版参考书。考卷除国文外，其余各科都是英文。因此有考生提醒后来者，如果中学课本是中文的，要考圣约翰就必须知道相关概念和名词的英文。无怪乎该校学生总结的投考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校中英文均甚注重，英文佳者，尤有希望”。世界史，用World History， Written for Schools in China by Hutton Webster或李季谷：《高中外国史上下册》，世界书局；陈登原：《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 by R.D.Wolcott或王谟：《高中世界地理》；张其昀：《本国地理》，商务印书馆。高等代数：College Algebra by H.B.Fine或高士奇等：《汉译范氏大代数》，北平科学社。解析几何：The Elements of Analytic Geometry by P.F.Smith and A.S.Gale或龚文凯：《斯改二氏解析几何原理》，商务印书馆。平面三角：Plane Trigonometry by W.A. Granville或高佩玉：《汉译葛氏平面三角学》，北京科学社。物理：First Course in Physics by Millikan and Gale or Practical Physics by Black and Davis或周昌寿：《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化学：Intermediate Chemistry by Smith and Kendall or Practical Chemistry by Black and Conant或郑贞文：《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以上教材作者，李季谷和陈登原分别是北大和金陵大学教授；王谟是清华1911年留美生，著名地质矿业学家，其时为北平师范大学地学系教授；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当时还较年轻，但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毕业生和竺可桢的学生，此时也在商务印书馆负责地理教材的编纂；周昌寿和郑贞文等是商务的骨干，长期负责理化教材编纂。应该说，中文教材的质量已经有保证，但显然英文教材更受推崇。当然，应该承认交大指定的英文教材的质量也确实很高。比如物理教材的作者之一Millikan，不仅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校校长，是美国科学史和高教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这部物理教科书，被美国学校使用30余年。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就清楚地记得，1960年代，其父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依然选用此书作为子女的物理教材。另外，化学教材作者Conant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家，而且是哈佛大学少数几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校长之一。高标准的海外教材的使用，虽然能保证大学选拔到高标准的生源，但也给学习、掌握这些教材和知识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以至间接地对家庭条件不足的学生形成排挤效应。

再次，一旦不是统一出卷，必然会出现各校考试难度有差异的情况。对文史学人而言，国文试题的难易程度或许最容易体会。以1924年8所大学招生时的国文试题（见表1）为例，国立东南大学国文试题不仅题量最大，达到了四大题，涉及语法、常识、文言文和作文多方面，题目的难度也最大。三个作文题分别出自《荀子》《文心雕龙》和《论语》。这或与东南大学当时是学衡派的大本营，大力提倡“昌明国粹、融汇新知”有关。其次，南开大学的国文卷有三大题，作文、文言文和常识都有涉及，也是较有难度的。北大本科、唐山大学（全称应为交通部唐山大学，也曾称为唐山交通大学）、复旦商学院本科以及大同大学的国文考试仅有作文一题，题量和难度都较小。比较而言，唐山大学的作文题出自《论语》，尚可称典雅和有难度，而复旦的作文题目给人的印象则不免过于简单、随意。

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联考之前，学生发现各校试题难易不一，其中比较难的考试，知识要求“溢出高中课程之范围”。1938年首次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虽然教育部专门出台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命题及评分标准的规定》，要求命题以高中课程标准为限，命题内容以教育部审定的通用教材为依据。各科试题数目，应以一般考生能于规定时间内完卷为准。各科命题，不宜空泛或偏重记忆，较难者与较易者约各占25%，难易适中者约占50%。但由于考题由各招生区自行负责，而这些规定又缺少操作性，标准掌握常随命题者的理解而定，因此各招生区的试卷难易不一，考试成绩缺乏可比性，给教育部按考试成绩确定录取标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考生的切身体验为理解各校招生考试的难易提供了生动的佐证。1946年贵阳清华中学校刊刊登了多位同学在上海等地投考大学的体会。一位参加了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说：“清华与交大都可说是绝望，没有一科满意的”，“厦大我有十分的把握。数学考一百分，理化也不错”，“暨南的数学又是全对，理化都是一堆小学生的试题。就连他们最难的‘算题’也是‘十八开的金子含纯金百分之几？’这些题目是不是应该得个八九十分？”“暨南英文作文题目是‘A Happiest Day in My Life’，这是我在贵阳猜过的，并且做了一篇背熟”。另一位考生说：“交大是上周考的，题目大概是所有大学中最难的，投考的清华校友们，无一人有绝对把握，我们考管理的，以国英算三科最难，譬如我的英文，有一题英翻中（二十五分）一句都看不懂，结果一个中文都翻不出来。”甚至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承认上海交通大学招生考试比清华难，“如沪上交通大学，因为难考，每年虽设有几名备取，据云历来备取生皆很少有传补到的希望，良以取之不易，皆不舍得轻易弃去也。即本校理工学院的同学，当亦颇多人有此经验，自己是考上清华而交大落第者，若是也取了交大时，必将进交大而不进清华（甚有在清华读了一年犹自愿再考交大一年级者，论清华设备之周与费用之轻，交大固皆不如也）”。总而言之，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招考难度最大，其次是教会学校，私立大学要简单不少。考试之难，又往往是建立在考试内容超越一般中学教材之上，包括英文、科学等学科皆如此。这种特定门槛的存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都市和少数名牌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赢得考试竞争。比如上海交大长期和南洋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和浦东中学等沪上著名中学保持密切关系，其招生往往是按照这些学校的教学要求来设计考题。这些学校的学生要学习“Duff的物理学，学微积分以及Smith的高等化学”等美国大学一、二年级课程，还要学习高等代数、球面几何、化学和物理试验等课程，学习的难度和深度远超一般中学。1920年代，上海中学的理化教学要求超过部颁标准43.75%，数学超过56.25%，国文教学要超过76.92%，外语教学要超过100%以上。笔者曾对民国上海8所大学学生的毕业中学进行分析，发现8所大学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毕业于上海本地中学，外地学生比例很低。1939年上海交大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这本可提升外地学生进入交大的机会。但交大发现这批新生部分跟不上本校教学要求，需开设暑假学校补习。次年教育部批准上海各校可自行招生，交大随即退出统一招考。针对清华学生群体的研究也发现，上海考区的学生在数学、理化等科目上远超其他各区，国文程度仅次于北平，排第二；考虑到上海考取学生未必都毕业于上海本地的中学，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清华考生中，来自上海各公私立中学的考生“成绩更为优越”，录取率居第一。因此，民国招生考试中不同学校的知识门槛有差异，差异的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对地域和家庭经济文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