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二手北斗星价格（北斗九星过去是胡说）

作者|飞蠓《科技日报》5月9日刊发了其记者乔地采写的新闻《9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再次重复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等人关于“青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中9个陶罐为北斗九星”的观点。此前我已经写过两篇关于“北斗九星”的文章，

作者 | 飞蠓

《科技日报》5月9日刊发了其记者乔地采写的新闻《9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再次重复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等人关于“青台遗址和双槐树遗址中9个陶罐为北斗九星”的观点。此前我已经写过两篇关于“北斗九星”的文章，看过乔地记者大作，我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次。

1，古代文献中的北斗七星和北斗九星

乔地文中说，“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人们在夜晚看北斗七星来辨别方向。七星明亮，形状像勺子，极易辨认和判断方位。……但在古籍中，却是北斗九星，而非七星。” 那么是哪些古籍呢？乔地含糊地说“先秦文献称‘北斗九星，七见(现)二隐’”，然后就迅速跳到宋代，“宋代道教天书《云笈七签·卷二十四·日月星辰部二》记载:‘右九皇君、九夫人内姓隐讳，知之延寿千年。常夕夕观之，想见皇君夫人形象威光，忆其姓讳，谛存在心，得见第八、第九星，延寿无穷’”。

看到这里一般读者可能就真以为古书中都按北斗九星记载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检索古代文献可知，从《甘石星经》、《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到《宋史·天文志》等中国古代占星术文献都毫不含糊地使用了“北斗七星”这个术语。例如今本《甘石星经》中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齐七政”。《史记·天官书》中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

最早提到北斗九星的，据我所知是南北朝时期南梁（502年－557年）刘昭注《后汉书·天文志》时自称引用了《星经》的说法从而提到北斗九星：“玉衡者，谓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第八星主幽州……第九星主并州……”（这个说法在今本《甘石星经》里并不存在）。

此后元朝的脱脱所撰《宋史·天文志》在介绍完北斗七星之后，以“又曰”字样开始，附带介绍了北斗九星，提到了其余二星的大概位置和星名：“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见，《汉志》主幽州。第九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汉志》主并州”。之后，以按语形式说“北斗与辅星为八，而《汉志》云九星，武密及杨维德皆采用之。《史记索隐》云：‘北斗星间相去各九千里。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 而丹元子《步天歌》亦云九星，《汉书》必有所本矣。”说明作者对“九星”提法也不是很有信心，但由于某种原因，他还是记录了这个说法。

2，北斗九星与道教崇拜关系密切

元代编撰《宋史·天文志》时为何引入“北斗九星”的提法了？我认为这与道教文化的相对繁荣是分不开的。

兴起于公元2世纪的道教很早就形成了星辰崇拜，并逐渐过渡到北斗崇拜。一开始是崇拜七星，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处处提到“北斗七元君”，经文里也有“长生超八难 皆由奉七星”的提法。

但随着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把“北斗”的地位抬到很高的位置，可能有人对“七星”中的“七”感觉到不满意，于是借用刘昭注中的“九星”提法，结合道教的“九皇”崇拜，形成了北斗九星的新崇拜。

这个过程我认为是在唐及五代时完成的，宋代道教典籍《云笈七签》（北宋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年－1021年] 张君房编）第24卷中说：“北斗星者，太极之紫盖，玄真之灵床，九皇之神席，天尊之偃房。”“北斗九星七见二隐，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内辅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见，见之长生，成神圣也。外辅一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许，若惊恐厌魅，起视之吉”，论述得相当完备，应该是“北斗九星”提法相对成熟的阶段的产物。

到了宋元时代，“北斗九星”的说法已经随着道教崇拜在民间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因此元代编撰《宋史·天文志》时才犹豫不定地把民间所传的“九星”记入官方占星术文献中。然而这个论述与实际天象是不符的，夜间人们抬头观星时，吸引人们目光的依然是七颗亮星，而不是什么九星。所以道教文献中只好一再强调“现在看不见，一旦看到了会如何如何”，犹如后代所谓“车库里的隐形喷火龙”。

3，双槐树遗址中麋鹿骨架位于北极附近吗？

乔地文章说中说“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的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顾万发认为，麋鹿也应有鹿蹻的意思。”

那么，麋鹿骨架出土位置真的位于当时的北极附近吗？

答案是否。由于地球的自转轴在群星中间周期性地摆动，因此北天极的位置在天空中并不是固定的，目前它在小熊座α（中名勾陈一）附近，5000年前它在天龙座α（中名右枢，或紫微右垣一）附近，和目前北极为止相比，它更靠近北斗中的“开阳”和“玉衡”。如图所示：

如果幻灯片中陶罐位置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所对应的“北极”位置应该在这里：

是不是“北极附近”，只要不是瞎子，一看便知。

4，青台遗址中的9号陶罐是超新星爆发的记录吗？

乔地在文章中说“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也就是说，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这9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目前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如果情况属实，将是对世界天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这几句话甚至被编辑提炼成标题。

但实际上用不着说那么花哨，所谓“超新星”纯属子虚乌有。根据目前的的恒星演化理论，超新星爆发是某些恒星演化到末期的产物，分两种，一种是双星系统中处于演化晚期的白矮星从它的伴星中吸取了大量物质，达到极限后爆发；另一种是大质量恒星（太阳质量八倍以上的恒星）演化到末期后内部向外膨胀的力抵挡不了自身的引力，引发急速坍缩后爆炸。不管是哪种，超新星出现的特点就是恒星突然明亮，持续几周、几个月或者几年。人类明确记载的第一颗超新星是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出现的，《后汉书·天文志》载：“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后世称其为“SN185”。

超新星爆发时会抛出大量物质，从而形成一个在夜空中占据一定面积的“超新星遗迹”，这种超新星遗迹通常是具有壳层结构，中央没有致密天体的辐射源（另有一小部分是中央有致密天体的，有或没有壳层结构）。后汉书中的记载之所以能被确认为超新星爆发，就是因为后来确实在书中记载的位置（半人马座α[即南门二]附近）发现了一个超新星遗迹，并且根据气体壳层膨胀速度，可以倒推它的产生年代，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在银河系中发现了200多个超新星遗迹。然而很遗憾，青台遗址9号陶罐所对应的位置上没有此类发现。

而且超新星持续时间并不长，能被人看到的时间最长也就几年，古代人放着亘古不变的星群形状不去记录重现，而偏偏去记录一次超新星爆发这种天文暂现事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照这种理论，和超新星相比古人更容易看到形状独特外形古怪的彗星，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用陶罐或者别的物事模拟出来？

5，北斗九星过去是胡说，现在也同样是胡说

我在《北斗“九”星是不是凑出来的？》中说过：晚期智人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能从一堆杂乱无章的点线中识别出他熟悉的事物（尤其是人脸）的轮廓，这种联想能力有助于晚期智人发展出高于同属其他种的古人类的智力水平（当然也有副作用，就是相应地发展出了迷信和宗教）。把这种联想能力运用于对天空的观察，就产生了最初的星群（asterism）概念。

距今约5000年前，北天极位于天龙座α（中名：右枢）附近。抬头向北方望去，北斗七星清晰可辨，且围绕北天极做周日视运动，住在黄河流域的人几乎整夜可见，几乎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这7颗星亮度除天权稍暗（3.32等），其余6星亮度均在2.5等以上，排列也极其规整特殊，一眼难忘，所以自古以来这个独特的星群包含哪些星是毫无争议的。

中国之外的其他位于北半球的文明区域的人们也注意到它的存在，而且无一例外认为这个星群由七颗星组成。特别明显的例子如：

• 在拉丁语中，它被称为septentriones，意思是“七牛”；
• 在爱尔兰，它被称为“犁”，由七颗星组成；
• 在古代爪哇人那里，它被称作Lintang Wuluh，字面意思就是“七星”；
• 在印度，它被称作Saptarshi Mandala，意思是“七贤者聚会”。

那么要往这个众所周知的“七星”里再加两颗星，要么就得说另外两个需要机缘巧合才出现并被看到，要么就得从周围的暗星中随意点两颗凑数。而无论是哪种做法，对于看不见的星的位置的叙述就显得混乱和不一致。例如，刘昭注根本没提另外两星的名称和位置；《宋史·天文志》中虽然把开阳附近的暗星大熊座80（约4等）算成所谓辅星，但所谓弼星“第七星右，不见”；而《云笈七签》中却说“内辅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见，……外辅一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许”。

而相同的一幕在解读遗址中陶罐的排列时又出现了。从俯视图中可以看出，青台遗址中陶罐的排列与双槐树遗址中陶罐的排列判若云泥，但似乎并不妨碍相关“专家”说“两处遗址发掘出的北斗九星陶罐，按七星形状排列的陶罐都较大，在七星的东北和西南两个方位则是两个较小的罐子，正好对应天上的九星形状”。

古人要凑七为九，是出于数字崇拜这种典型的数字神秘主义：地上要有九州，天上要有九野，人体要有九窍，亲戚关系要有九族，气候上要有数九寒天……北斗是七颗亮星，虽然七在传统文化里也有一些对应的崇拜，但古人认为这个数配不上北斗的尊贵地位，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给它凑出九星来。

而“专家”硬要凑七为九，我们就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动机了，这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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