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一分价格（民国时期）

文|计士雄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27～1937）期间，嘉兴境内农民生活尚属安定，物价平稳，虽已受茧价跌落的影响，农村经济呈下滑的趋势，但由于境内地处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农副产品丰富，并且又是周边各县货物的集散地，农村金融融资活动仍较

文 | 计士雄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27～1937）期间，嘉兴境内农民生活尚属安定，物价平稳，虽已受茧价跌落的影响，农村经济呈下滑的趋势，但由于境内地处交通要道-经济发达，农副产品丰富，并且又是周边各县货物的集散地，农村金融融资活动仍较活跃，币制亦较坚挺。

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硬币者有银元、银角和铜币三者·其中银元以“中山头”流行最广，约占流通量的40％．“袁大头”次之，市场流通量约占30％，“龙洋”、“鹰洋”流通量较少。银元之间价值亦各有高低，“袁大头”一银元可兑换银角12枚或铜板310枚，“中山头”一银元可兑换银角10枚或铜板300枚左右，面“龙洋”、“鹰洋”一银元则可兑换银角9枚或铜板270枚左右。

纸币即法币，以中国，交通两银行发行量最多，中央、四明和地方银行发行量较少。虽当局一再声称，纸币和银元为同一价值，但市场上银元和纸币仍有一定的价值差距，人民一般喜欢以银元贮之。

当时，境内的融资机构有：

（一）银行

全境有中国银行嘉兴支行（官商合办）、浙江地方银行嘉兴分行（省立银行）、嘉兴商业银行（商办股份）和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官民合办）等四家银行，都设在城内北门一带，其中商业银行和农民银行两家均为本县创办。

商业银行的营业要目主要侧重于商店往来款项，各种商业上存放款及汇兑贴现等业务；而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总行亦设在城内北门大街，另在新丰镇、新塍镇等四镇设立

办事处机构，主要营业要目是侧重于农民借贷款项业务，每宗贷款数额较小，以抵押贷款为主，抵押品主要是以金银首饰为主。抵押时，借款人以金银首饰八折计量贷款金额，月息一分二厘，个别的以农机具如抽水机为抵押，按四折计量贷款金额，贷款期一般以半年为限，该行实有股本为9万元。

抗战开始后，这四家银行均停办。战后，除中国银行嘉兴支行和浙江地方银行（设在城基路）嘉兴分行和农民银行（设在建国路）等三家银行重组开办外，还组建了交通银行（设在建国路）、嘉兴县银行（设在初觉路）、嘉兴绸业银行（设在北平路）和建业银行（设在当弄）等四家银行。

（二）钱庄

嘉兴县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人口猛增，商贾云集于市，城里就有小规模的钱店出现，为商人的融资开拓了渠道。

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在钱店的基础上创建了钱庄，业务不断开拓，便利了商店的存放款票据及汇兑。进入民国时代，银行业兴起，嘉兴也先后成立了4家银行，但当时实际商业金融的枢纽仍操之于钱庄之手。

因经营钱庄的老大，大多数是地方上的绅富，人面既熟而交情亦广。因除抵押放款外，实难得到银行的贷款，而钱庄不然，无需抵押品，只要借贷者信誉可靠，并有声望的地方富绅作担保亦能获得资金，月息二分左右。

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县有钱庄11家（其中3家在乡区集镇上）。建于城内的8家钱庄是：衡源、义康、大享、正兴、滋源联记、永泰、义盛和聚源，建立在乡区的3家钱庄是：鼎昌泰记、万昌裕记及仁和康记，其中除“鼎昌泰记”是独资（5000元）外，其他的10家都是合资经营，全部投入资本为107000元，年营业额总共为200万元左右。

这些钱庄到抗战时都停办。战后，这11家钱庄都没有复业，而另有富商陈宝善等新创设“义盛增”钱庄一家，系合资，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等三种业务，主要以米行、商店和茧行为服务对象。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于物价上涨，存款几乎停顿，而放款以商店拆借（以每石糙米计算单位）为主，营业状态亦每况愈下。

（三）合作社

嘉兴县合作社始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是全省合作组织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开始时，以创办信用合作社为主，以后逐步向供销等方向延伸。如新塍区苗云桥、白石村和竹园兜率先创建了3个信用社，至民国十九年（1930),新塍区又建立了贩卖合作社，就是将社员自己生产的物品通过合作社贩卖出去，目的是为了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

民国二十二年（1933)11月，浙江省第一个合作事业促进会在嘉兴县成立。

这一年，全县共建有合作社121所，其中，以信用合作社为最多，计有106所，消费合作社1所，生产合作社4所，运销合作社2所，兼营者6所，计有社员2391人，股金为7894元。

民国二十三年（1934)8月，浙江省第三农业合作事业实验区在嘉兴县王店镇建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嘉兴县双桥养鸡场和泰石乡绸业生产兼营合作社等相继成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嘉兴县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并于次年1月，集资4万多元购进烘茧机械设备，筹建茧行，收购鲜茧。

抗战期间，嘉兴县为日军侵占，原有的合作组织都停顿业务达八年之久。

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后，日伪当局亦在占领区建立了合作组织，名叫“中国合作社两嘉特别区支社”，下设分社，像县花一现，随着战败日军无条件投降而随之灭亡。创建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统制物资，掠夺境内资源。

抗战胜利后，即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嘉兴县政府恢复工作。根据上级颁布的《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境内以乡、保或专业恢复建立基层合作社，并在此基础上，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4月成立了嘉兴县合作社联合社，下有社员社21个。县联社主任为陈乃斌，地点设于城里的中山路，主要经营收茧、烘茧和缫丝等业务。

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嘉兴县以下基层合作社已基本普及。但据调查，不论哪种专业合作社或兼营联社，都为当地的有权势者所把持和操纵，对农民实无实惠可言。

（四）典当

典当在嘉兴的发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商业的逐步繁荣，商品交易日益繁忙，融资在民间大众间日趋需要。

明初，就有安徽商人多批次来嘉兴开设当铺。至明末清初，徽商在嘉兴开设的当铺已具有一定规模。

清同治六年（1867），当铺已从城内延伸至各个主要集镇。咸丰前后，作为交通枢纽的新丰镇，也有当铺3家。

清末民初，全县共有当铺60家，是典当业最兴旺的时期。至民国十九年（1930），由于日本人造丝倾销，蚕丝业开始下滑，以及银行业兴起，境内当铺倒闭者较多。

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调查，全县当铺只存13家，其中城内5家，农村集镇上8家。

另有“人和”代步当铺（设于南汇镇）是城内“人和”当铺的分支机构；“鼎源”代步当铺（设于王江泾）是塘汇镇“鼎源”当铺的分支机构。它们随时向上级主管当铺汇报，其“代步”的职工数、资本、营业额等均亦列入上级总典当栏里。今将全境典当情况列表如下：

嘉兴县典当业情况表（1933）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全境13家当铺中，全年营业额为90.9万元，其中以凤喈桥镇“茂盛丰”当铺办得最好，是13家当铺中的典范。主要原因是：这家当铺一是独资，管理好，用人少（全当铺职工只有5人）；二是全年营业额的比重大，其他当铺均望之莫及。

当铺一年业务以初夏时入当最忙，秋收后赎取最忙，而旧历年底当取皆忙。当户中，农民占75％强，工商及其他约占25％。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军占领嘉兴而全部倒闭。

旧时当铺分为典、当、质、押四种类型，营业范围大的称为典，其次为当、质，最小的称押。比如新丰镇的典当，实际是当铺。典当的经营者一般都是安徽徽州人，一切规章制度均沿袭徽州旧制。

嘉兴典当的建筑具有共性：

一是房屋建筑高大而坚固、一般和邻居分别隔离，面积大而深：

二是房屋四周都是高墙厚壁，有封火墙、石嵌铁门、铁栅窗子；

三是进入大门内陈列一个巨大屏风，以白漆髹之，书一个斗大的“当”字，屏风高大、与大门大小相当：

四是高大柜台约高达四尺有余，柜台上侧设有铁栅：五是夜间有守夜打更之人，营业时间硬性规定，过时关门上锁，不准出入。

营业台设有头柜、二柜和三柜，专司货物评价入当，各司其职、分工严密。

典当经营主要以估价差价和利率赢利的抵押品，门类繁多。以金银首饰最受欢迎，按原价的70％价入当：铜锡器皿按50％价入当；珍珠、玛瑙、名画、古玩亦可入当，入当时需进行严格检定，作价偏低；而衣服、家具则作价最低。但凡入当后，如遇虫咬鼠伤，当铺不负赔偿之责。如遇火灾盗窃，当铺则按规定负责赔偿。

物品入当，均有限期（以18个月为最高限），当铺各有不同规定，人当之物逾期不赎，则由当铺自行处理；而货物入当后，利息之重亦是惊人，月息是二分五厘。如果入当的是家具等类，另加栈租费5厘，还要在赎当时增加一定的手续费。

（五）合会

这是在集镇农村较为普遍的融资方式，一般是在至亲好友间进行。比如某人造房子，儿子要结婚，或碰到特殊情况，立时需要一笔较大款项时，由当事人约请8人或16人（连当事人在内）共同参与。合会金额大小按当事人需要而定，分摇会、认会和标会三种。

以摇会为例。具体操作时，当事人（发起者）作为头会，当日上午约请参与者赴会，坐会者家中操办丰盛佳肴。午餐后，参与合会者每人每次出资糙米一石或二石（全视大伙认可）折合银元若干。

摇会时间一年一次或二次，规定发起人获得头会外，然后开始摇会。方式是在一个小碟子上放入三粒骰子，上面盖一小碗，参与者（发起人就不用摇了）每人摇一次，摇好后按骰子点数多少确定次序，今后按期领取款项，而每次坐庄者必办酒肴请之，属于互助性质。但合会在抗战时期已因战争动荡而停办，抗战胜利后，更因通货膨胀而未有所闻。

（六）高利贷

高利贷是境内农村融资的主要来源，农民因依赖高利贷而破产者甚多。高利贷往往使借贷者利上滚利，一辈子也无法偿还，借贷者因此出逃者有之，自杀者有之。高利贷也使勤劳的农民，因为身负重债而失去继续再生产的兴趣，在得过且过、度日如年的苦难中生活。嘉兴境内高利贷有如下多种：

粒半头和二粒头：农户在青黄不接、家庭断炊的情况下，央求中人担保，向商人、地主和集镇上的有钱人家请求借贷。如在春荒季节，言明俟当年晚稻收割后归还，商借一石糙米，秋后则当还本息一石五斗，即所谓的粒半头。如果立据时虽只借糙米一石，秋后归还时，则需还本息二石，即所谓的二粒头。但凡借到糙米一石者，则在借据上写明借得糙米一石半或二石，三方各执一纸，各方盖上手印为凭。如逾期不还，则另立借据，利上滚利。

以田产作为抵押借贷：一般是在农民家庭中有亲人生重病在医疗费用无着落的情况下发生，以土地抵押向地主、富商借贷款项。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命，把自家的一定土地面积作为抵押品，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月息是二分五或三分等，各地不同，由甲方和乙方以及中人都签约，加盖手指印，并在合约上议定土地面积、地点、坐落，如逾期欠款不还，则按合同土地归借款人所有，由借款人转变为业主，转租由他人耕种，每年坐收地租。

预卖青苗：一些贫困的农民耕种的稻苗、小麦等农作物，在抽穗后收成已成定局时，由于家中无存粮可食，青黄不接，指定田间的农作物，预售给商人或地主。预卖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的七折计算，待农作物收获后交付，时间以一个月或二个月为限。

现款信用借贷：农民因生活困难，一时难以为生，由于平时有信用，人老实，向有经常往来的地主、商人借用现款。一般是老熟人，月息二分五，借款期时间短，按期本息一起归还。

到了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全县境内除中国银行、浙江省地方银行以及五家银行重组开业外，境内钱庄亦仅存一家。

这些银行、钱庄都设在城里，和茧行、米行有借贷业务，而各个农村集镇都无银行、钱庄的分设机构，农民间的融资主要靠高利贷进行。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时局每况愈下，贫困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生活，农村经济已近崩溃，而当局各项税收项目增多。

农村中也出现以买卖壮丁为业的社会现象，壮丁多为游兵散勇者，真正当地的青壮年农民有的逃离本土本乡，或在铁路沿线做单帮生意，或以出卖苦力为生，或投亲靠友，也有的就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从事革命事业，等等。

总之，境内农村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风起兮大树欲倒、各奔东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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