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xo白兰地价格（他17岁去南洋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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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发布所有文章均获得凤凰旗下凤凰书苑正版授权，关注本号可阅读凤凰旗下所有正版图书。本篇文章为《民国实业家列传》部分内容，本号会连续发完，侵权必究！

中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创始者张振勋

蔡志新

张振勋，清末民初著名的华侨爱国富商，中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创始者。他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少年时代，他就立下兴办实业、为国增光的远大志向。年仅17岁就漂洋过海去南洋“打工”，经30余年不懈奋斗，终于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大富豪。在海外发迹后，立即回国投资办厂，用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1895年，他在山东烟台正式创办了著名的张裕酿酒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葡萄酒酿造企业。从此，张裕美酒驰名天下，百年不衰，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世纪品牌。

一、有志少年

张振勋，字弼士，号肇燮，1841年12月21日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黄堂乡。他的父亲张兰轩，是一位私塾先生，业余兼做中医。张振勋兄弟4人，他排行老三，幼时跟随父亲在村塾读书，学业优秀。但由于弟兄较多，父亲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为了替父母分忧，自幼就很懂事的张振勋思考再三，决定选择一条不同于“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以，他在学堂只学了3年就弃学了。辍学之前，少年张振勋曾对他父亲说：“咱们家这样贫穷，没有法子走读书这一条路，我想还不如就此辍学，去学个手艺，将来好做买卖以谋出路。”[1]张兰轩闻言大吃一惊，苦心劝说，试图让儿子打消此念。因为他希望这个天资聪颖、读书用功的儿子有朝一日能求得功名，光宗耀祖。但后来他见儿子意志坚决，只得勉强同意了。这一年，张振勋13岁。

半个月后，张兰轩请朋友帮忙，把少年张振勋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当学徒。张振勋行了拜师礼后，白天跟随师傅学习手艺，收工后，则要帮师母烧茶做饭、洗涮锅碗，还要照看师傅年幼的孩子。有时候，师母还让他倒尿壶、洗马桶。为了学到真本领，张振勋忍辱负重，想方设法讨师父师母的欢心。

时光飞逝，3年后，张振勋出师了。这时他已能娴熟地编织各种竹器，尤其擅长编织鸡笼。他编的鸡笼，外形美观，结实耐用，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他的父亲张兰轩十分欣慰，心想“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虽然儿子未能如愿求取功名，但现在他既有了一门好手艺，今后也算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

但张振勋不这么想，他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人。他在竹器坊学徒时，因师傅只管吃饭，不给工钱，所以在农忙时，他还要抽空到姑父家帮忙，以换点工钱或粮食贴补家用。他的姑父姓饶，家境较为富裕，但为人势利瞧不起穷亲戚，认为交了这些穷亲戚，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与这些穷光蛋来往是一件令他十分丢脸的事情。

有一年秋收时节，张振勋在姑父家的地里割稻子，他的姑父则紧绷着一张长长的脸在田头监工。但不知什么原因，姑父突然觉得这个穷小子十分不顺眼，就把张振勋叫到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抬手左右开弓，连打侄子两记耳光。顿时，张振勋的脸上出现了10道红红的指印，火辣辣的生疼。张振勋捂着脸，莫名其妙地望着姑父问：“这是为什么？”姑父破口大骂：“你这个穷小子真是连死人都不如，拿老子的工钱，吃老子的饭，干活竟这般偷懒，看我不揍扁你！”

事实上，张振勋一直忙个不停，一块地的稻子差不多快要割完了。张振勋听他这么一说，顿时火冒三丈，愤愤地对这个势利的长辈说：“你欺我年幼家贫，将来我发了财给你颜色看，你别门缝里瞧人……”不等他说完，姑父便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穷小子也能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如果你能发财，我饶家的灯笼倒过头来吊。”张振勋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受过这般羞辱，他气得脸色发青，怒目而视地说：“我记住你的‘金玉良言’了，我们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叫你家的灯笼倒过来吊的。”[2]

说完掉头就走。十余年后，张振勋在南洋开办企业致富后，曾特地回到故乡，让管家精心制作了一对纱纸灯笼，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饶府”，而后点燃红烛，倒过来悬挂，并准备了大担礼品，请人敲锣打鼓，直奔姑父家。他姑父惭愧得不敢出来。

1858年，也就是张振勋17岁那年，广东遭受了旱灾。大埔县境，百业萧条，不少人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张振勋和父亲都失业在家，日子过得更加艰难起来。父亲终日长吁短叹，母亲不时以泪洗面。张振勋和兄弟们上山拔草根、剥树皮，拿回家充作口粮，晚上在床上辗转难眠，苦苦思索“路在何方”。就在这一年，村里有个姓黄的华侨归乡探亲，见家乡遭此大灾，乡亲们的生活凄苦，便慷慨解囊，到外地买来白米，给村里每家每户都送去一斗。乡亲们感激涕零，摆案焚香，求神仙保佑这个大善人平安吉祥。耳闻目睹这一切，年近弱冠的张振勋羡慕不已，同时也认识到：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发财致富，走出家乡漂洋过海去闯天下，才是一条出路。

于是，他去拜访了这位黄家阿叔。“阿叔，你能带我去南洋挣钱吗？”张振勋问。“我看你年轻力壮，若去南洋做工，每月至少可以挣到三四十块光洋。只要你不怕吃苦，我可以带你去。”黄家阿叔爽快地答应了。张振勋高兴得像小鸟一样回到家。一到门口，他就大声喊：“阿爸、阿妈，那位黄阿叔，答应带我到南洋做工挣钱了！我们家快要翻身了！”这一回，张兰轩对这个最疼爱的儿子的打算不再感到意外，因为他已深深了解了儿子的性格和志向，但他还是要问个明白。他说：“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谚云：‘穷家难舍，旧土难离。’你何苦要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呢？在家乡不是一样挣钱养家吗？”

张振勋说：“阿爸，大丈夫不能以文学之身，通显扬名，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3]张兰轩听罢，愁苦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说：“好！说得好！有志气，这才是我张兰轩的儿子！”

二、南洋“打工”

1858年秋的一天，张振勋和黄家阿叔在汕头登上了开往荷兰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鸡眼帆船。抵达巴城后，黄家阿叔把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带到自己寄居的大埔会馆住下，而后帮他寻找工作。可是，两个月过去了，张振勋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他只好替人到处打零工，维持生计。做零工挣的钱少得可怜，仅够他一人糊口。有时，没有零工作，他只好一连几日待在会馆中喝稀粥充饥。严峻的现实与他先前的幻想大相径庭，他真正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大压力。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张振勋抵达巴城后的第三个月，黄家阿叔终于帮他在一家福建人开设的土特产商号谋到一份跑街（即外勤推销）的差事。他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勤劳肯干，人又机灵，因而老板很器重他。有一次，老板让他负责经销一批鱼干，由于他看准了市场行情，一次性购进大批鱼干放入仓库。

当其他商店因货少而脱销时，他适时高价抛出这批鱼干，结果为老板赢得了大笔利润，因此，老板对他刮目相看。这一年，老板有事回国，便把商号托付给张振勋。他经营有方，年底结账时，获纯利5万余盾（荷属东印度的货币单位，相当于今天的印尼盾），比老板亲自主持商号时赚得还多。其间，有人教唆他说：“既然老板不在，你又赚了大钱，何不卷款而去呢？”张振勋严肃地对那个人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老板还是我的衣食父母呢？如此勾当，君子不为也。”老板回到巴城后，闻知此事，越发器重这个年轻人。他不但给张振勋加了薪水，而且劝他寻机自行创业，并真诚地表示到时将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后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张振勋离开了这家土产商行，辗转于当地华侨商号间，做跑街、经纪人、管账先生。由于他才华出众、为人诚恳，加上那个福建老板的帮助，各家商号都乐意为他提供“打工”锻炼的机会。他也因此长了见识，结交了一批有经验、有财力的朋友，而且手头也存下了一笔钱，这就为他日后创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位姓陈的纸行老板见张振勋精明能干，就主动聘他做管账先生。张振勋不仅把账管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空闲时还帮助小伙计干活。由于他有竹器制作手艺，所以干起包装篾笼箱包的活来得心应手，从而为陈老板减少了纸张的损耗，节约了成本。陈老板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聪明伶俐的后生。陈老板已年过六旬，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叫陈兰香，与他相依为命。

此时，他常常为无子孙继承自己创下的这份产业而发愁。他见张振勋相貌英俊，办事细心，就有心招他为婿，一来自己的女儿有了终身依靠，二来自己的家产也后继有人。而且，他也觉察到，女儿对张振勋已情愫暗生，因为她常常借故接近这个年轻人，有时还替他缝洗衣服、端茶递水。既然女儿已钟情于他，而我也欣赏这个后生，招他为婿，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

陈老板打定主意，就找来张振勋说明此事。张振勋一听，自是满心欢喜，说：“既然东家不嫌弃弼士出身卑微，弼士岂敢违背东家美意。只是终身大事，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可。待我修书禀告双亲，再给东家答复。”陈老板招婿心切，笑一笑说：“我们离开故土亲人，来南洋谋生创业，备尝艰辛，委实不易，哪里还顾及这些繁文缛节，你就不必推辞了！”

张振勋闻言也就不再饶舌。陈老板见张振勋答应了这门亲事，大喜过望，当即选定良辰吉日，为女儿和张振勋完婚。不久，又让自己的女婿全权负责纸行的生意，自己则“退居二线”，享起了清福。从此，张振勋告别了“打工”生涯，做起了老板。

一年后，陈老板突发恶疾，骑鹤西去。陈家的数万家财自然为张振勋所有。由于纸行业赢利不多，少年时就立志创业的张振勋决心另起炉灶，待机谋求宏图大业。他和妻子商量后，关掉纸行，开设了一家酒店，经销各种美酒。张振勋由此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和苦心经营，他终于成为拥资千万的超级富豪、清末民初著名的华侨富商。

三、华侨首富

酒店开业之后，由于张振勋善于经营，几乎每天都顾客盈门。张振勋一面卖酒，一面广泛结交各方人士，特别注意向富有经验的华侨商人虚心求教。

有一天，一位面容清癯、须发皆白的耄耋老者来到张振勋的酒店。张振勋见了连忙上前把老者迎到雅间坐下，沏上一杯香茗，拿出一瓶上等好酒，又请自己的夫人亲自下厨炒几个拿手好菜，给他下酒。

说来也怪，这位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只顾品尝美酒佳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态。张振勋毫不计较，相反，他面带春风地陪侍一旁，殷勤地为老者斟酒布菜。这老者也真是海量，一个人在半个时辰之内竟然喝下了一瓶美酒。

他吃饱喝足后，红光满面地站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张振勋说：“张先生，我听人将你称作‘小孟尝’，说你广交朋友，常向人请教生财之道，赞你有兼济天下、实业兴邦之志。既然如此，你何不放弃这小小的酒店，去广阔的天地一显身手呢？你要想干出一番事业，谋求大的发展，就须与荷兰人交往，争取承包本地的酒税和典当捐务。如若再把鸦片烟税承包到手，金钱就会滚滚而来。到那时你的远大理想就不难实现了。”

从此以后，张振勋牢记老者的教诲，想方设法结识荷兰殖民当局的官员。久而久之，殖民当局的大小官都和张振勋有了交情，在各方面都给予他的酒店以关照，酒店的生意日益兴隆。但是，有一件事令张振勋发愁：还无法结交荷兰殖民当局驻巴城的总督。而没有总督的许可，根本没有机会承包酒税，典当捐务以及鸦片烟税。

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张振勋不经意做的一件事，使他如愿以偿。有一段时间，一个荷兰青年军官常来酒店独自一人喝酒，有时还无理取闹，拒付酒钱，与酒店的伙计发生冲突。伙计把这件事汇报给张振勋，张振勋听后却吩咐伙计说，这位军官气宇轩昂，看样子不是个欠账不还的无赖，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以后他再来喝酒，就不要向他要酒钱了。

此后，这位军官每次来酒店喝酒，伙计都不收酒钱，还热情招待。军官觉得莫名其妙，就向伙计询问原因，伙计遂把老板的话直言相告。他听后，既惭愧又感动地走了。此后一个多月，这个军官一直未光临张振勋的酒店。一天中午，这位荷兰军官突然风风火火地闯到店中，把一千多盾钱交给伙计，说是清还以前欠下的酒钱。张振勋见状，连忙过来请他饮酒，但这位军官并未落座，而是向张振勋说了句：后会有期，就匆匆地离去了。

三年后的一天，总督府的卫兵突然来请张振勋去赴宴，张振勋惊喜交加。当他在卫兵的带领下，来到总督府宴会厅时，惊喜地发现总督大人竟然是三年前到自己店中喝闷酒的青年军官。总督一见到张振勋进来，就离座相迎。他把张振勋拉到自己身边坐下，然后宣布欢迎张先生的宴会正式开始。酒酣耳热之际，总督追叙往事。说他名叫亨利，本是荷兰王室成员，当年因不堪到异国他乡服役之苦，故常到酒店饮酒解闷，他对几年前张先生的善解人意和慷慨大度一直记忆犹新，心存感激，所以今日特请张先生来赴酒宴，以示答谢。两人畅饮西洋名酒，相谈甚是融洽，遂结为好友。从此以后，张振勋在南洋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亨利总督的扶持和帮助，总督成为他拓展事业的坚强后盾。

在亨利总督的许可下，张振勋不仅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巴城酒税和新加坡典当捐务以及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上的鸦片烟税承包权，而且承办了荷兰在巴城驻军的洗衣和伙食业务，财源大开。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张振勋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在承包鸦片烟税的过程中，他曾施展诈术，装上满满一船假烟土引诱相邻岛屿的烟土捐务公司缉捕，并买通船夫作证说船上装载的是真正的烟土。

等到那家捐务公司误认为该船越界而将之扣押时，他立即向荷兰殖民政府的法庭起诉，理由是对方在他的捐务公司地域强行劫掠其烟船。法庭派人勘测水线后，认为张的烟船并没有越过界线，判决对方退还烟船。张振勋在收回船只时，指责对方把真烟土调包成假烟土，并以此为借口，再次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损失。这一家烟土捐务公司虽然不服判决，但因张振勋有亨利总督撑腰，而且找不到他作假诬陷的证据，只得赔偿张振勋一笔巨款。张振勋因此大发横财，而对方却惨遭破产。张振勋乘机把这家烟土公司的承包权抢到手中，进而垄断了当地的鸦片买卖。

有了雄厚的资本实力，张振勋豪气顿生，欲实现自己在少年时代立下的“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的志向。

张振勋创兴实业是从垦殖业开始的。1866年，荷兰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开发南洋诸岛，掠夺更多的财富，贴出告示，号召华侨开垦荒岛，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张振勋认为这些荒岛土地肥沃，如进行垦殖，将来定会获得巨大收益，而这正是创兴实业的机遇。这一年，张振勋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垦殖公司。他从荷兰殖民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大片荒地以及启动资金、种子和工具等，雇用了一批华侨工人，很快就开垦出了一小片肥沃的田园。

但由于人手不够，垦荒工作一度进展缓慢，为此，他又派人到老家广招劳力前来做工。这样，既解决了劳力缺乏的问题，又使同乡蒙受了恩泽。短短数年间，葛罗巴地区的大片丛林沼泽，变成了千顷良田。由于带头从事垦殖业，且成绩斐然，张振勋受到荷兰殖民政府的嘉奖。殖民当局屡屡欲委以重任，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家庭医生德国人希尔问他为何不愿做官，他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焉能为他国之官？”

1875年，受荷兰殖民政府委托，他又在苏门答腊创办了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在怡里，他创办了裕业垦殖公司。1878年，他和另一著名侨商张耀轩在爪哇日里合办了笠旺垦殖公司，先后开辟了七八所橡胶园，一处茶叶加工厂，规模宏大，雇工近万人。其中一座橡胶园，如乘坐马车从北门进园向南直线驰行，出园要花上4小时，由此可见张振勋经营垦殖业的规模之大。他还和张耀轩联合开办了一家日里银行。到1898年，张振勋共垦荒百余里，拥有6家规模庞大的垦殖公司，雇工数万，成为南洋垦殖业的先驱。

为了解决货物运输问题，1886年，张振勋在槟榔屿创办了万裕兴轮船公司，有轮船3艘，自运货物，航行于槟城和亚齐之间。1898年12月，他又在巴城开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在亚齐开办了广福远洋轮船公司。这是华侨开办的最早的远洋客轮航运公司。它们的远洋海轮船头挂大清黄龙旗，航行于新加坡、巴达维亚、亚齐、香港之间广阔的海域上。

时至今日，只要一说起“裕昌”和“广福”这两家远洋客运公司，南洋老华侨们仍会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故事。1898年初冬的一天上午，在巴城的一幢豪华别墅内，张振勋用过早餐后，吩咐管家道：“后天，我要去新加坡办理商务，你马上去码头购买4张官舱票。”管家遵命而去。可是，直到第二天下午，管家才把船票买回来。张振勋很不高兴，训斥道：“你太不会办事了，为何这样拖拖拉拉？”管家唯唯诺诺地说：“先生说的是，小人不大会办事。不过，你有所不知，德国邮船公司规定，不准华人乘坐官舱，只许华人购买统舱票。我昨天白白跑了一趟，好话说尽也没有用。今天，我把希尔医生请去，也只买到一张官舱票，其余3张都是统舱票。希尔医生也没有办法。”

张振勋一听，勃然大怒，一把抢过管家手中的4张船票撕得粉碎，愤愤不平地骂道：“岂有此理！德国佬真是欺人太甚！”

“先生，明天还去新加坡吗？”管家小心翼翼地问道。张振勋余怒未消，“不去了！华人不许坐官舱，这是哪里来的规定？清政府不办商船，让我张振勋来办。记住，以后我的商船，一律不给德国佬卖票！”[4]

年底，腊梅飘香的时候，在好友张耀轩的帮助下，张振勋的两家远洋客运公司——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的五艘海轮正式投入营运。这五艘海轮上的设施和服务都是一流的，而票价只有德国邮船公司的一半。张振勋公开声明：本公司船只为华人服务，拒绝德国人乘坐。南洋华侨早就不满德国邮船公司的歧视性规定，而张振勋轮船公司的服务又好，价格又便宜，所以，他们纷纷乘坐“裕昌”、“广福”公司的轮船。这样一来，德国邮船公司的营业额直线下降，最后只得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马来亚的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和彭享四府州，很早以前就是华侨开发的锡矿区。张振勋见英国人在那里建商场，开矿山获利甚巨，乃于1898年将其经营扩展到马来亚，在英属彭享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设置商场，兼办矿产，并在雪兰莪和巴生地区经营锡矿。1912年，他把垦殖事业也扩展至马来亚，在英属槟榔屿创办了万兴总公司，种植橡胶、椰子等经济作物，还设立裕兴总公司，以办理他设在各埠的分支机构的汇兑业务。

张振勋见到中药材在南洋地区十分畅销，而中国又急需西药，便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药行，经营药材的进出口业务。他在新加坡先后创办了张裕和、万安和、万山栈三大药行；在巴达维亚设立慎德药房；在香港开办万信和药房；在广州设立了张裕安堂。这些药行从中国大陆收购人参、鹿茸、犀牛角和麝香等名贵药材以及一些中草药，批发给曼谷、河内、东京、三藩市、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栈，又从海外收购肉桂、燕窝和西药到国内销售，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药材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30余年，张振勋的实业活动涉及垦殖、航运、商业、矿业、金融以及建筑业等诸多领域，而且无不成功。这使得他的财产与日俱增，到90年代末，他已拥有8 000余万两白银的资本，以及庞大的不动产，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名列榜首的特大富豪。这就为他归国创办企业、报效祖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归国投资，创办张裕酿酒公司

张振勋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想回国投资，兴办实业，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1890年的一件事，则为他提供了实业报国的契机，也使他由商而官，从此走上仕途。

这一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前往英国赴任时途经槟榔屿，慕名拜访张振勋。他见张振勋见解独到、胸怀大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便写信给直隶总督李鸿章，极力推荐他。李鸿章遂向朝廷保举张振勋出任驻槟榔屿首任领事。

1892年，张振勋正式出任该职，1894年升为驻新加坡总领事。从此，他把数千万两白银的资金转移到国内，先后创办了数十个企业，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他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企业——烟台张裕酿酒有限公司。

早在1890年的一日下午，张振勋拜会法国驻巴城领事，好客的法国领事邀请他共进晚餐。晚宴时，法国领事对张振勋说：“张先生，你知道吗？如果用贵国北方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酒，酒质并不比我们法兰西帝国的白兰地逊色。当年，英法联军侵占贵国北京时，我任法军随军神甫，就驻在天津附近。我国一些士兵从烟台运回一大批葡萄，用随身携带的小压榨机压出葡萄汁酿酒，入口味道十分甘醇，并不亚于我国的白兰地。我们当时设想，占领中国后就在烟台设厂酿酒，令人遗憾的是贵国与我们签订了和平条约，使我们的计划落空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张振勋心中便萌发了有朝一日要在烟台开办酒厂，用那儿的葡萄酿造世界一流美酒的念头。

1891年夏，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张振勋在公务之余提起去年法国领事所言之事，并就他在烟台择地开办酒厂一事征询盛宣怀的意见。盛宣怀满口赞同，但认为酿酒师不易物色。张说可从外国聘请，只是酒瓶不好寻觅。盛宣怀说，上海玻璃厂可为他生产酒瓶。

张振勋得到盛宣怀的支持，遂着手筹建酒厂。他实地考察，发现烟台出产优质葡萄；他又采集烟台土壤样本请法国、意大利酿酒专家化验，证明烟台的土壤环境非常适宜种植优质葡萄。这使他更加充满信心。1892年，张振勋请盛宣怀把办厂呈文转交直隶总督；同时投资200万两白银用于购置机器，建造厂房、酒窖等，投资100万两白银买下烟台东郊、西郊两座荒山，开辟占地700多亩的葡萄园作为原料基地。

1894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批准开设酿酒公司，在直隶、奉天、山东3省享有专利15年，免税3年。第二年，办厂呈文由清廷专戳奏准，并附有李鸿章、王文韶两位大臣奏明发给的公司执照。张振勋在呈文中的公司名称是“张裕酿酒有限公司”。后来，挂牌开业时则定名为“张裕酿酒公司”。由张振勋亲笔书写的大理石厂牌至今仍镶嵌在张裕公司老厂区的大门上方。张振勋之所以用“张裕”命名这个酒厂，有两层含义：一是取丰裕富足之意。他创办的企业多喜欢用“裕”字，如裕和、裕昌、裕兴、福裕等。二是他特别看重这个酿酒企业，故在“裕”字前面冠以其姓。

和他在国内投资创办的其他企业一样，张振勋开设张裕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和洋人争夺利权，以实业兴邦。他在办厂手记中写道：“西国进口酒税最重，今烟台地土既宜，办理亦著成效，酒既美，价亦廉，南洋诸岛屿将皆购之于我，昔日堵塞漏卮而不得，他日广销场面而有余。”[5]“将来大著成效，渐渐推广，所以兴本国自有之利益在此，所以挽历年外溢之利权者，亦在此也。其于国计民生岂有穷哉！”所以，尽管“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他仍心甘情愿，“不负初志”，为创办张裕殚精竭虑。[6]

首先，他狠抓原料开发工作，为酿制优质葡萄酒创造良好条件。有了高产优质的葡萄，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葡萄酒。通过实地考察和外国专家的分析，张振勋发现，烟台本地的葡萄虽然质量优良，但品种单一，出酒率不高。因此，他一面把葡萄园面积扩大至1 000余亩，一面多次派人赴法国、意大利、奥地利以及美国购买100余万株、124个品种的优质葡萄苗，经试栽嫁接，最后建成了有35万株、90多个优良品种的大型葡萄园。在葡萄园的经营上，他采用了新式管理法：派专人管理土壤调理、施肥、品种改良及病虫害防治；为了符合酿酒的要求，人工控制葡萄的结粒过程；每年都对不同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成情况作详细记录，供以后改进栽培时参考；剪收葡萄以前，先采样化验，而后分类剪收。这样，就为酿造出各种类型的优质葡萄酒提供了有效的原料保证。

其次，采购先进设备，完善配套设施，实现“一条龙”生产。张振勋投入巨资建成占地61亩的厂房，并从法、意、德等国引进当时最先进的全套酿酒设备，包括压榨机、蒸馏机、发酵机等。聘请优秀工程师设计了总面积为1 976平方米，深7米的特大型酒窖。酒窖经3次改建才合乎设计要求。窖顶为连拱形，采用石头发碹，墙壁用大块青砖和水泥石砌成，四季恒温，保持在11℃左右，为酒的贮存和老熟提供了适合的温度。

酒桶选用马来亚优质白橡木制成，十分坚固，以防止酒发酵过猛致使酒桶爆裂。对于酒瓶的来源，他也动过不少脑筋。当初盛宣怀曾答应由上海玻璃厂供应张裕公司酒瓶，但他考虑到长途运输不便，质量也未必可靠，想从日本引进，却发现日本的酒瓶价高质次；想到欧美购买，其质量虽然上乘，但价格昂贵，而且运输不便。思虑再三，他最终在烟台创办了一家玻璃制造厂，主要生产张裕公司所需之凹底和平底酒瓶，兼产平板玻璃、玻璃管、药用玻璃容器、餐馆所用玻璃器皿等。此外，他还为公司附设了以铸造瓶模及以机械维修为主的铁工厂和以加工酒类包装箱为主的木材加工厂。

再次，聘请西洋酿酒师作技术指导，派人跟班学习酿酒技艺。筹办公司伊始，张振勋曾请中国酿酒师从史籍文献中寻求葡萄酒酿制工艺，以便试酿，但一无所获。无可奈何之际，他只好聘用西洋酒师来厂指导。

1893年，他在新加坡经朋友介绍请到一位英国酒师俄林，当即与之订立了为期20年的聘用合同。1894年夏，他派人陪同俄林取道上海赴烟台，想不到行至上海时，俄林突发牙痛，乃去就医，在拔牙过程中不幸中毒身亡。这令张振勋十分沮丧。他觉得公司尚未开业，就失酒师，实在不是个好兆头。

不久，他的家庭医生德国人希尔向他推荐荷兰人雷德弗为酒师。这人自称是荷兰皇家酿酒学校的高才生，其实是个骗子。张振勋信以为真，聘请他到烟台试制葡萄酒。雷氏费时近1年，才拿出样品来，还自吹自擂。这使张振勋生了疑心，他请来英国化验师鉴定雷氏的成果，结果表明，酒的力度不够，发酵不充分，雷氏几乎不懂酿酒。张振勋怒不可遏，立刻辞退了这个骗子。

1896年，经奥地利驻新加坡总领事介绍，他又聘请了奥地利酒师哇务。此人年过五旬，技术高超，帮助张振勋扩大了葡萄园，建成了厂房，购齐了设备。但就在公司即将投产之时，他却因年老多病而回国了，公司一时陷入困境。是年圣诞节，张振勋结识了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男爵。

拔保1862年生于维也纳，酿酒世家出身，持有奥国政府颁发的酿酒师证书。他和张振勋一拍即合，出任公司的特聘酒师之职。他为公司带来了先进的酿酒技术，他酿制的白兰地、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等15种产品，至今仍在张裕的产品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很保守，每当发酵配酒时，总是支开其他人。

张振勋派人跟班多日也无法学到配酒秘诀。拔保在张裕公司一直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奉调回国。临走前，他把意大利酒师巴狄士多奇介绍给张振勋。这位酿酒师不但对酿酒技术守口如瓶，而且恃才自傲，生活上处处要求奢侈的待遇。为了不得罪他，以便得到酿酒的关键技术，张一一满足他的要求。

但这位酿酒师一直不肯传授给中国人酿酒秘诀。1914年的中秋节，张振勋大摆宴席，在酒宴上大肆吹捧巴狄士，令其飘飘然失去戒心，并用“美人计”将其灌醉。巴狄士在酩酊大醉、被美人撩拨得神魂颠倒之际，终于失口吐露出酿酒秘方。张振勋叫人用笔记下之后，又派人背着巴狄士按图索骥进行试制，果然酿出的酒与洋酒师所制相同。张振勋随即将巴狄士解雇，任命已熟谙全套酿酒技术的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位中国人为酿酒师。

最后，注重广告宣传，促进产品销售。当时，国内上层人物无不以饮洋酒为荣，因而国内市场上畅销的白兰地、葡萄酒大多为西洋产品，而张裕公司的土葡萄酒初来乍到，几乎无人问津。要让国人识得张裕美酒“庐山真面目”，就得和洋酒一争高下。

为此，张振勋大做广告宣传，以提高产品知名度，除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广告外，还在车站、码头等人口密集场所竖起大幅宣传画，特制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酒杯、餐具等器皿，赠送给酒楼餐馆。每逢节日，大卡车载运装潢精致、令人瞩目的酒樽招摇过市，并将小瓶白兰地分发给路人品尝。

另外，印制许多精美的宣传小册子，配上名人题词，到处散发，其宣传词句多着眼于祛病强身、滋补养颜之类，以迎合顾客的心理。他还利用个人声望，亲自到南洋地区宣传促销。

与广告宣传同步，他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网，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设立销售公司，在中小城市设立许多分销点、代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张裕酒不仅在国内打开了销路，受到上流社会以及市民阶层的普遍欢迎，还远销到南洋诸岛、南亚、日本、朝鲜、俄国、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南美洲。此外，他注意吸取中国传统经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方式，来加强张裕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并对生产成本进行严格核算，注重资本的规模效益。

由于张振勋多方努力，张裕公司所酿美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好。为了确保酒的质量，公司所产之酒一般要贮存5年左右才上市销售。而且每隔一年就将酒换桶，除去桶底结晶体沉淀物酒石酸，以使酒液澄清透明。贮存年份越久，换桶次数越多，酒味就越香醇可口。这正应了那句“陈年出佳酿”的老话。据说，张裕公司最好的白兰地要贮窖40年，红星高月白兰地存窖要达16年。

质量一流，加上广告促销有力，张裕产品声名与日俱增。一时间，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参观张裕公司，向张振勋学习他的成功之道。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烟台视察，在参观张裕公司、品尝各种佳酿之后，欣然命笔，写下“品重醴泉”4个大字，盛赞张裕公司的非凡成就。康有为在这一年也慕名来到张裕公司，赋诗赞美说：“浅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读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名人的由衷称赞，使张裕美酒身价倍增。

1914年，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中外商品陈列会，张裕公司葡萄酒参展，获得金牌证书。民国政府为此授予张振勋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免除张裕公司注册厘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兴酒、西凤、汾酒、泸州大曲并称为中国8大名酒。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竣工，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共有来自五大洲的41个国家的优质商品参会。张裕公司的4种产品：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干白葡萄酒参展，以卓越品质征服了由各国专家组成的评委会，一举获得4块金质奖章。西方人称其为“中国科学文化进步的标志”。喜讯传来，张振勋激动得老泪纵横，他在旧金山华侨为他举行的庆祝酒会上，自豪地说：“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国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回国后，他把奖章缩印于商标上，把张裕白兰地改名为“张裕金奖白兰地”。巴拿马获奖使张裕公司员工振奋，他们努力工作，把年产量提高到15万箱，200万瓶左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除了为振兴中华而投资国内、创兴实业外，张振勋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先后捐款不下数百万元。1898年，他任清政府直顺赈捐兼河南南郑工赈督办时，曾捐银100万两，救济灾民。1903年他捐献20万两白银给清政府作为兴办学堂的经费。1904年，清朝廷在他故乡大埔树立“急公好施”牌坊，以示嘉奖。同年，他在槟榔屿捐献马来亚币8万元创办了中华学校，这是当地第一所中文学校。他还在新加坡创办了华侨子弟学校——应新学校。1909年，他给香港大学堂捐献10万银元，该校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称号。是年，他在汕头购置数十间房舍，创办“育善堂”，专门为当地居民办理社会福利，并补助出国求学者学费。晚年，他还立下遗嘱，资助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

由于张振勋创兴实业劳苦功高，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曾给予他极高的政治待遇和荣誉。清政府多次召他回国，先后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总办和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并赏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1904年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1907年任命他为督办铁路大臣，仍管理粤汉铁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先后请他担任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南洋宣慰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1910年和1915年，他两度出任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他又被推举为华侨联合会会长。

1916年9月12日，张振勋病逝于荷属东印度巴城。遵照他“叶落归根”的遗愿，其子孙扶柩北归广东。当其灵柩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粤人群集两岸，摆案供奉牺牲，凭吊这位杰出的爱国富商、南洋华侨的首领。其时，盛况空前，天为之动容，地为之戚戚。

【注释】

[1] 郑观应：《张弼士君生平事略》。

[2] 李松庵：《华侨富商张弼士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10期。

[3] 郑观应：《张弼士君生平事略》。

[4] 李松庵：《爱国华侨富商张弼士二、三事》，《广州文史资料》第12期。

[5]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0页。

[6] 李松庵：《张弼士与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工商史料》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