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是清朝康熙年间爆发的一次重大危机，以吴三桂为首的“前明降臣”，对于朝廷撤藩之举表现了激烈的抗拒和不满，最终演化为吴三桂的反叛。不过，此时距离清朝入关已经历三位帝王，明朝的支持者中对于吴三桂复杂的观感也致使这次叛乱最终不可能动摇清朝的统治。

然而，这样的评判自然只是我们今天出于对清朝历史的了解而做的事后评价。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三藩之乱”是否会危机清王朝的统治，仍是尚未可知之事。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属国，因为道路不通，交通不便的缘故，它们想要真正了解“三藩之乱”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更加困难。

因此，通过研究当时的史料，去探寻这些属国对“三藩之乱”的反应与应对，同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国家对于清朝统治的看法和 态度。今天，我们就来探寻朝鲜对于“三藩之乱”一事的应对，和这些应对与反应所体现的中朝关系变化。

一、“三藩之乱”前的中朝关系

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可以追溯到明朝末期。彼时，朝鲜国因为壬辰之乱的两次爆发，陷入国困民穷的窘境中，而雪上加霜的自然灾害更是致使部分朝鲜平民开始选择自谋生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辽东的建州女真就成此为他们的一个选择。自壬辰之乱后，归附建州女真的朝鲜流民开始日益增多，这些流民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也成为当时尚未发展起来的女真人，最重要的凭借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开始逐渐进入女真人的视野，彼时，女真虽然素来以武力称雄于辽东一地，但是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却依旧将之视为野人、蛮夷。这样的情形下，两股势力并未有太过深入的交流。朝鲜与女真，仅仅签订了和平盟约，彼此互不侵犯。

直到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后，作为明朝附属国的朝鲜曾经多次派军队与明军一道征讨女真，但是此时的女真却早已非明朝所能压制。历次大战的失败，最终使得朝鲜不得不选择臣服于这个被他们视为蛮夷的族群。南汉山之战后，朝鲜国主不得不断绝和明朝的番邦关系，转而向女真称臣。

此时坐拥燕京一地的女真已然建国，直到其入主中原，朝鲜都一直被它以强势军力压服。但是，由于征讨过程中后金的征服，朝鲜对于自己的这位宗主一直存在着颇多憎恶情绪。

这样的情绪，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朝鲜仁祖实录》曾载“即闻哀痛教书，被夺于清兵，而书以崇祯年号。生事之患，诚极可虑！”

在崇祯帝自缢于北京煤山之后，朝鲜仁祖仍然奉崇祯年号。而自仁祖之后的朝鲜历代国王，虽没有明目张胆的使用前明年号，但是其国内书信、文献大多以前明年号进行记录。这样的行为，一直持续到公元十九世纪朝鲜自定年号“光武”之后才废止。

这种“犹不忍背弃大明”一方面的确表现了朝鲜国对于大明的忠诚与怀念，但在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对于曾经几乎覆灭其国祚的后金最深刻的敌意。

二、“三藩之乱”过程中朝鲜君臣的主张和应对

1、前期：北伐派对吴三桂的积极响应

朝鲜对清朝的敌意，从其宗藩体系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而它又在“三藩之乱”爆发时达到了高峰，在清朝对“三藩之乱”进行剿灭的同时，朝鲜君臣也开始密谋“北伐之事”。

这样的说辞，犹以朝鲜国士林势力最为热衷，并无功名在身的儒生罗硕佐上书言道：“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迫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不仅在野的儒生对此跃跃欲试，就连朝堂上也出现了支持“北伐”的声音：“彼若生疑而动兵，则正好乘机。我国自有十万精兵……不十日可据沈阳。沈阳既举，则关内震动，事无不成之虑。”

这些建议或者说陈情中，综合来看共有两种主张，一是联合对于清朝不满的势力，如台湾的郑氏族人，北方的蒙古势力以及已经举兵反明的吴三桂，与这些势力合纵连横，钳制清朝势力；二是趁其不备，以十万精兵北上攻取清朝盛京沈阳，捣毁其“龙兴之地”。

2、后期：反对派开始对舆论进行压制

虽然种种言论下，北伐之事似乎马上就能实现。然而这些议论最终均未能成行，许多主张不再“对犬羊（清廷）屈拜”的大臣，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逐渐开始意识到北伐之事的不可行。

这主要是因为反对北伐者的出现。这些反对者中，包括了此时的朝鲜国王，他对于罗硕佐“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之说不置可否，对于当时汹涌的北伐请愿，史书中只留下“上不赐批答”五字。而对于所谓“对犬羊屈拜”之说，更是毫无反应。

而北伐之说开始偃旗息鼓，也与当时朝鲜君臣对于“三藩之乱”的具体态势愈发了解有关。由于清朝初年，清廷对朝鲜的提防策略，朝鲜使臣想要进一步了解清朝时事一直困难重重，以至于在康熙十四年正月，朝鲜归国使臣竟然出现“北京危矣”这样的误报，而这样的误报在“三藩之乱”初期更是数不胜数。

但这样的情况最终发生了改变，在当时，关注清朝政局动荡的不仅仅有朝鲜，日本更是如此。为此，两国曾经私下中进行多次资料和情报的交换。在这样的信息交互下，两国最终对“三藩之乱”的始末和态势有所了解，由其是在云南被清兵攻入后，北伐一事的议论，就开始逐渐偃旗息鼓。

结语

“三藩之乱”过程中，朝鲜对清态度的转变极为戏剧性，尤其是关于北伐的言论，从一开始的甚嚣尘上，到最后的无人问津，其实质是朝鲜对于清朝国力以及政治态势认识的逐渐变化。

一开始，朝鲜君臣皆认为：“吴王自前多散金帛，收拾人心，故自关外至辽东莫非吴王之腹心，而非但汉人、假鞑辈亦且居半，虽事诛戮，不可胜诛，而人人皆有企待之意，若闻吴王北来之奇必将响应……盖吴王曾虑后患，初既虚葬，今日之计讲之已久云”。

然而当吴三桂反清的真实情况出现之后，北伐之事转时间就成为过眼云烟，即使再热衷于此道的臣子，也不敢再提及此事。相反，对于清朝使者责难朝鲜国未表示对“三藩之乱”的关切时，后者更是急忙上书解释，称朝鲜“僻在海隅，未及知之云矣。”

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是朝鲜“北伐”思潮的幻灭，在“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台湾郑氏也因为清廷的攻势而选择投降归顺，而蒙古屡叛屡降的奇怪态势更是在康熙帝的怀柔手段下被压制下来。自此，清朝迎来了康雍乾三朝盛世，而再无复明希望的朝鲜，也最终开始以大国之礼尊奉清廷为宗主。

参考文献：

1.《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

2.《论“三藩之乱”时期朝鲜与清朝的关系》

3.《“三藩之乱”期间朝鲜遣清使研究》

4.《华夷观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