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为什么这样说呢？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读大学，那是要个人出钱的，只要你有钱，想读哪里都可以。建国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读大学是靠分，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为此为国家科技文化事业培育了一大批科技教育人才，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第一颗氢弹成功引爆，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招生遵循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而“领导批准”这一条，在当时的大学招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领导要谁上就是谁上，领导说你行，你不行也得行，何谈公平公正。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一切要从1962年开始说起。

1977年某大学新生开学典礼

要政治挂帅，不要分数决定一切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教育领域成为是争夺青年的主要阵地，高考进入路线斗争的层面，随着斗争的深入，教育部对高校和人员数量进行大量裁减。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

“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

1965年1月，高教部、教育部发文指出：“高校招生工作，事关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高考的政治审查工作。” 在高考政审中，招生办法实行推荐制度，而且大学招生只要求“初中以上”，具有两三年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关键是不准考试，政治审查和家庭出身成为高考升学的衡量标准，那些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学生被排斥在高考之外。

武汉大学 査全性教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被上升到路线斗争的层面。被打成了修正主义，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高考模式因此被遭到废除，甚至有人呼吁，“要政治挂帅，不是分数决定一切。”6月开始，全国各地开始揪斗高校干部和教师，所有人掀起了“停课闹革命”的狂潮，高校的各级行政组织陷于瘫痪状态，统一高考最终被取消。一时间，教育文化领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很多高校教授、老师，烧书的烧书，转行的转行，学术、科技、教育荒芜一片，一纸延续到1976年。

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邓小平第复出后，狠抓科技教育工作

时间的指针拨到了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决定教育科技进行拨乱反正，经过70位专家和学者的不懈努力，重大的转折终于发生了。1977年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文件一经发布，像扔了一个重磅炸弹，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多少人等待了十一年，有志青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终于回来了！消息一出，570万名考生从岗位，从工作场地、从课堂奔向考场，高考制度的恢复，毫不夸张地说，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从大的层面来说，挽救了整个名族和国家。为了恢复高考，会议开了足足45天，可想困难和阻力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恢复高考制度这么难？什么会议需要连续开这么久？，这一切还得归功于邓小平的付出，一切40位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闻班学生的合影。全班34名学生，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

最长的马拉松会议，从夏天开到秋天，困难和阻力重重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恢复了所有职务，主要工作是负责科研和教育，其实在邓小平复出之前，他一直痛心疾首地呼吁，不断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国家要后续有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教育科技得跟上，不抓教育是不行的，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可惜没人听，大家都忙于革命和内斗。

这次复出，他决定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的专家学士召开一个会议。决心从科学和教育方面进行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当时到会的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到会人员70人左右，会议夏日炎炎的8月13日，一直开到秋高气爽的9月25日结束，会议刚开始的几天，什么人敢说真话，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都心有余悸，会议上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专业性问题，邓小平一看，不敢说真话这怎么能行，于是他发话“大家尽管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由我来负责”，在他的再三动员下，大家开始讨论起来。

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倍加珍惜春光

武汉大学教授査全性，首提高考改革，邓小平当场拍板赞成

1977年8月3日，武汉大学52岁的查全性教授接到在北京饭店的会议通知，会议8月4日在北京饭店举行。会上一位清大教授抱怨说，现在清华大学的新生文化素质极差，连小学水平都不如。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会上的激烈讨论，让查教授感同身受，但是都没有说到重点，后来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讲到：“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要知道，在当时说这个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为什么呢？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这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原因，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支持小平同志的。在后来的采访中，查教授说：

“当时，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我看得出来，邓主席是真心来解决问题的”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问大家：“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大家都赞同查全性的意见。邓小平略一沉吟，侧身问教育部的刘西尧：“既然大家都觉得应当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

这时候查教授又抢着说到：“还来得及，现在还没有正式招生，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就多了几十万不合格的大学生啊！”

邓小平于是又重新问了一遍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嘛？”

刘西尧盘算了一下说道：“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一挥手说道：“那就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座谈会结束后，查教授回到学校，向学校和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登临黄山，为闻讯赶来的杭州大学学生签名留念

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么久呢，到底遇到什么阻力？竟然历时四十多天？

其实本质原因，一是受到“文革”影响，一开始大家都把真话藏在肚子里，谁都明白，就是不敢说。另外就是思想不统一，不敢否定之前错误路线，思想困扰极大，就没能统一意见，会议一直处于绞着状态。面对教育部负责人摇摆不定，反反复复，迟迟不敢表态，这令邓小平非常生气，在谈话中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了个别负责人工作态度问题，他说到：

“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的……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

相关负责人这才甩开膀子，丢掉包袱，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这次的招生工作意见终于得到了通过。

1977年高考的恢复，对很多人来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是很多有志青年的人生转折，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中国的社会进程不知道还要停留多久，经济损失也无法估计。

邓小平引导的这项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越来越明显，高考制度的改革，改变的不只是考试制度，其意义和影响深远而且巨大，挽救了国家，挽救了民族，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命运，他们中现在很多人国家栋梁，成为学术界、政界、经济界、艺术界、企业界的骨干进一步加快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77年，成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和新起点，从那时起，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国家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