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烟多少钱（1959年人民大会堂国宴）

1959年9月30日夜幕降临，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5000多个人正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欢庆，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头顶上的天花板棚里，正有五十个人手拿棉被，严阵以待。那么这50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为什么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宴

1959年9月30日夜幕降临，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5000多个人正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欢庆，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头顶上的天花板棚里，正有五十个人手拿棉被，严阵以待。

那么这50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为什么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宴上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呢？今天富贵就为大家揭开背后的故事。

感兴趣的朋友和新来的朋友们可以先点点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临时换会场？ 郑连福：坚决不行！

1959年9月30日中午，距离人民大会堂第一宴，仅有不到7个小时了。

作为人民大会堂的主持建造者之一，沈勃突然接到了北京市市委的电话，“你立即到市委办公室来一趟吧。”

沈勃预感到这个电话很有可能跟今晚的宴会有关，于是他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匆匆赶到了市委办公室。

刚一进门，北京市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就着急地问了一句，“沈勃，怎么人民大会堂不安全呢？”

沈勃不知道前因后果，一下子就被问蒙了，这时候旁边坐着的另外两个同志连忙解释道，“沈勃同志，不是人民大会堂不安全，是宴会厅有些安全隐患。”其中一个人说的时候，还用手指了指天花板。

听到这儿，沈勃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天花板，因为当年建造的时候采用的是木质龙骨，加上又有电线分布在其中，如果某个地方起电打火，很可能会引燃木料，造成火灾。

不过因为当年建造的时候，我国的钢铁产量并不算太高，所以当时采取的是仿照古建筑的木质天花板结构。

公安部门的同志们在例行排查之中发现了这个隐患，因为宴会当天用电量会很大，一旦出现短路，就会有起火的可能。于是当即就报给了北京市市委，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老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宴会当天一定会大量用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一旦短路起火，5000多人的安全问题没有保障，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要知道这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宴会，到时候不仅会有国内的领导人，更会有成百上千个外国来宾，这不仅仅是一场宴会，而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次重要亮相。一丝一毫的错误，都会对我国的形象造成很大影响。

沈勃低头思索了很久，“要是因为宴会厅不安全，那今天的宴会怎么办呢？”

刘仁也很苦恼，“要不，我们就请示周总理吧，我们另安排地方。”

“不行，现有的宴会厅根本没办法容纳这么多人，而且到现在了，已经来不及布置了。”沈勃当即就拒绝了这个提议，而且所有请柬都发出去了，此时换了地址，那就成了一场外交事故。

其实，就算沈勃同意换宴会地址，有一个人也是坚决不同意的，他就是这次宴会的负责人——郑连福。

出生于1918年的他，17岁就进入北京饭店当了学徒打杂，凭着肯吃苦肯受累的劲头，只上过三天私塾的他硬生生学会了五国日常用语，还通过观摩宴会筹备，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宴会设计知识，还创造性的提出了“中餐西吃法”，可谓是经验丰富、样样精通。几年之间，郑连福就接待了3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几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作为开国第一宴的设计者之一，郑连福自然也参与到了这次人民大会堂的五千人之宴中。从接到通知，到策划，再到现场测量，郑连福不知道有多少个日夜都在为了这场宴会殚精竭虑。

如今要换宴会厅，他自然也是第一个不同意。可不换地址的话，天花板上的安全隐患怎么办呢？

沈勃的脑海中闪过无数解决方法，最终他拍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是安全的！”很快，沈勃就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

天花板上50人待命 服务员上菜看红绿灯

9月30日下午，沈勃刚从市委办公室出来，就连忙找了五十个机电工人，一起到大会堂的宴会厅排查了。大家都是人民大会堂建设的见证者和经历者，一听到宴会需要人手帮忙解决问题，都不由分说地跟着沈勃去帮忙。

天花板顶棚上，沈勃等人拿着手电筒，在每个电线接口处仔细观察，又闷又黑的空间里，他们弯着腰呆了几个小时，最终沈勃在相对来说隐患较大的地方，分别安排了几个人留守，旁边还备着厚棉被，一旦起火，就直接盖上，防止蔓延。

由此，就有了50个人在人民大会堂天花板上待命的故事。

天花板上的事情弄清楚了，那就再往下看，回到正在举行宴会大厅里。

五千人规模的宴会，在大厅足足要摆上472张桌子，而那时的人民大会堂只有200多个服务员，20多个厨师，这对如此规模的宴会来说是远远不够用的。为了确保宴会顺利举行，郑连福等人从北京各大饭店临时选拔了近1000名服务员，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几乎都在17岁左右。

年轻人学东西比较快，可而大家都是从不同单位过来的，平时的服务标准也都不尽相同，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统一训练，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郑连福让所有人从最基本的端盘子走菜开始，每一步都力求完美，动作一定要标准，就连周总理也曾经亲自关照过服务礼仪的问题。毕竟周总理是去过欧美各个西方国家的人，见识深远，对礼仪规范的问题十分在行。

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下，大家越来越上手，走菜、倒酒、餐巾餐具摆放，统统都做得井井有条。

时间终于来到了宴会正式举行的时间，9月30日晚上天色渐暗，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灯火通明，来自中央领导人、各个国家的外宾按照次序分别进入。

倘若此时环顾四周，就会有细心的人发现，大厅几面的墙上都挂着红绿灯，而主席台一侧站着的郑连福，手里就拿着控制所有红绿灯的遥控器。

或许大家都会好奇，这红、黄、绿灯都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郑连福又为什么要在宴会厅挂上几个红绿灯？

这就要先从宴会厅的规模说起了，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平方米。或许这个数字看起来有点抽象，但宴会厅的面积比一个正规的足球场还要大上半圈。

在如此规模的宴会厅里，从食品安全和卫生把关到菜品的装盘上桌，从餐具器皿摆放到出菜上菜路线，一桩桩一件件都马虎不得。如果单靠喇叭传递信息下达命令，不仅保证不了所有人都能听到，而且高声的喇叭无疑会扰乱宴会厅的氛围和秩序。

就在郑连福苦思冥想之后，他突然在看到马路上的红绿灯之后开了窍。

红灯亮起时，就是奏响国歌的时候，还有毛主席等人发表讲话的时候，这是无论服务人员在干什么，都要立即停下来，肃立行注目礼。

黄灯亮起时，各个岗位的服务人员各就各位，在岗位上准备就绪，准备开始上菜上酒。

绿灯亮起时，各个分区的服务员就开始按照既定流程走菜。

在二楼宴会厅拐角的沈勃曾经回忆说，“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看整个宴会厅的情况，很清楚，但是因为很紧张，所以周总理的开会词一个字我都没听见。”

而作为宴会负责人的郑连福则更是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宴会厅每个地方的动静他都要时刻注意。

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人民大会堂自建成以来的第一次五千人的国庆招待宴会逐渐接近尾声，一场宴会宾主尽欢。在来宾们谈笑风生的场面中，可以看出这次盛宴举办得非常成功。而此时，郑连福、沈勃以及藏在天花板棚顶的那50个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贵州茅台 中华香烟 西湖龙井

或许有许多人会好奇，国宴之上，都有些什么菜呢？

今天富贵就来一一告诉大家：当时十周年大庆的国宴菜单分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而每个桌子上都放着中华香烟、贵州茅台和西湖龙井这套固定搭配。

这套搭配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很难得，很贵重的待客之礼了，这也足以可见我们国家举行宴会的诚意。

此次国宴，每桌都要上15道菜，因为要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口味，所以菜肴多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

冷菜有桂花鸭、叉烧肉、凤尾鱼、珊瑚白菜、红椒、挂炉鸭、酱牛肉、油焖笋、焗鸡、炝黄瓜、姜汁扁豆、冬菇、鲍鱼。

热菜有口蘑烧鸡块和烧四宝。

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宴会，既要热菜现做又要同步上桌的难度实在有点大，所以菜品几乎都是由北京的各个饭店做好半成品，在统一送到人民大会堂进行切配装盘。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难想象到，这场宴会的后厨有多么忙碌。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宴会的座位排序，要知道在国宴之上，座位不仅仅是礼节问题，更是国家间的外交问题。当时排在主桌的毛主席旁边，坐的就是来自苏联的赫鲁晓夫，而周总理的右边坐的则是来自朝鲜的金日成。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我们还是十分注重和苏联以及朝鲜的外交关系的。

当时我们跟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就在新中国举行建国十周年招待会前夕，赫鲁晓夫还在访问美国的路上，直到9月30日下午，他才乘坐专机，姗姗来迟。

不过胸襟宽广的毛主席并没有介意，在赫鲁晓夫抵达之前，他就跟刘少奇、周总理等人一起前去迎接，以表我们国家对待外宾的诚意。

晚上七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总理在庆祝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字字铿锵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掌声和欢快的乐曲声响彻了整个宴会厅。

宴会上大家喜气洋洋，一同举杯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欢庆，觥筹交错间，一场宴会在宾主尽欢的氛围中圆满结束。经此一宴，新中国在国际更是成功亮相，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大国的礼节、热情、能力......

人民大会堂从1958年10月26日打基到1959年8月，仅二百八十天左右就完成主体工程，高峰期现场工人超过一万五千人。而1959年的第一宴更是彰显着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人民大会堂第一宴的背后，更是我们蒸蒸日上的国力。

33年后，国家对人民大会堂进行大规模升级改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会殚精竭虑，为安全问题而担心了。